感謝這個專訪的提醒，使我意識到其中一位同學給克林頓的問題是我上次與北大同學溝通時疏忽而未談及的 (請見「哈佛的抗議與北大的演講」----致北大同學，《開放》1998年8月號) 。 今天， 我想就這個上次所忽略的問題再和北大的同學做一次誠懇的交流。
這位同學所提問題的大意是：克林頓總統您在演講中一直宣揚民主自由人權，但各國有各國的歷史，美國民主自由人權方面存在不存在問題？按照提問者自己的說法，她之所以提這個問題主旨是為了平等 (中國人民與美國人民的平等 )。
是的，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包括美國 ) 沒有人權問題，因為沒有一個制度是完美的。但是，在民主自由的國家裡，公開公正的政黨政治，強有力的輿論監督，各種人權組織之合法存在和自由運作使得踐踏人權特別是用國家機器大規模踐踏人權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其國民不會因公開鼓吹人權價值，批評或限制政府踐踏人權的惡行而獲罪。自然的，外國人是否能否對本國存在的人權問題進行提醒或批評並不重要，因為本國的人民擔此責任不僅可能而且更為有效。保障人權是民主制度的根本目的，踐踏人權是專制制度的必然結果。這位同學所提出的問題實際上一點也不陌生，幾乎所有落後專制國家的獨裁者都曾經向自由世界做過類似挑戰。這種狡辯無異於用健康人的腳氣 (或有得腳氣的可能性 )來為自己的癌症辯護：「你自己有腳氣，有什麼資格指責我的癌症，太不平等！」「你自己不也得了腳氣了嗎，為什麼你還要提倡你的生活習慣？！」「我們家有癌症的病史怎麼著？！」
這位同學所關心的平等問題其實是至為重要的。但如何才能達成我們和美國人民平等的理想呢？是不是證明了腳氣和癌症一樣的嚴重就達成平等了嗎？是不是不讓有腳氣的提醒批評得癌症的就達成平等了嗎？不是！絕對不是！我們中國人本來就是和美國人平等 的，本來就應該享有美國人民早已享有的人權、自由和民主。不自由的民族是無法得到應有的平等的。朋友們大概還記得今年春節聯歡節目裡陳佩斯和朱時茂演得小品「郵差和王爺」。其中的郵差在和外國人賽跑時想為中國人爭光，在王爺( 國之主人)面前卻一直哈著腰，一句數聲地稱自己「奴才」。這般扭曲的心靈，猥瑣的形象又怎能為中國人爭平等呢？
在與朋友閑談和討論的時候，我經常遇到一個其本質含義和北大的這位同學的問題一樣的問題：「為什麼你對民主如此執迷，難道你不認為民主制度也有弊病嗎？你確定中國的老百姓會喜歡民主制度嗎？」誠然，民主並非是能醫治社會中所有癥結的靈丹妙藥。也不會在短時期內清除專制政權所遺留下來的所有病垢。退一步講，就算民主制度並非中國百姓之首選，無論如何，我們總要有一個制度吧。那麼，如何確定一個制度的優劣呢？又如何選擇一個「好」的制度呢？是由人民選擇呢還是由少數統治者包辦然後強加到人民的頭上？我相信大部分的中國人，包括大部分的中國老百姓，都會贊同由人民選擇的原則。只要我們贊同由人民選擇的原則，我們就必須有一個方式，保障人民可以沒有恐懼地，公開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意願，並使各種不同的意願充分合理地綜合到決策過程中。這種方式不就是民主的制度嗎？這種方式下的行為不就是民主的實踐嗎？我之所以對民主執迷，不僅僅因為民主制度是人類迄今為止的歷史所證明的最好的制度，更因為民主是「由人民選擇」之原則下的自然結果。
人們常說，自由是北大的傳統，一位哲人曾經說過「自由的代價就是恆久的警醒」。是的，我們心須時刻警醒，以至不被奴役。我們更要時刻警醒，以防成為奴役的幫凶，自由的大敵。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五日
於哈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