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ＳＡＲＳ出現之初的信息封閉和反映遲緩，天災也不至於蔓延成這樣的規模。現在說什麼都已經晚了，政府除了負起責任、並動員可能的社會力量應對眼前的危機之外，應該著手思考一些帶有根本性的問題了。我們誠然不能怨天尤人、責怪一切意料之外的災難。但人為的災難是完全可以控制的。即使是天災，如果發現及時，也是可以儘可能地減少代價的。說一千，道一萬，上上下下應該痛定思痛，在這次災難中達成一個最基本的共識，那就是：輿論必須開放，要允許新聞媒體報導一切影響我們生存、生活等的消息，允許公民在媒體上公開批評政府，包括任何領導人。
不管我們的政治信念、身份地位、教育程度或宗教信仰有多大的差異，畢竟我們都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我們共有一個家園」。有些危機的爆發是絕對不以任何人、集團、機構的意志為轉移的。這次突如其來的ＳＡＲＳ只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例證罷了。
古今中外，大凡懂得一點歷史常識的人無不知道，維持政權的方法無非是兩種。在民主國家，政權屬於人民，源於人民的授權。當政者除了以政績博取人民信任、以獲得選票保持政權之外，沒有第二條路可走。所以，政府不可能採取禁錮輿論、壓制不同聲音的措施；相反，只能以實實在在的政績，求得輿論的支持，才有可能在競選中勝出。
在專制國家，以武力或武力脅迫、或陰謀取得的政權只能打著「君權神授」的旗號，以全知全能的面目出現，依靠公開或隱蔽的武力維持其統治，通常採取的方式不外壟斷輿論、壓制異端，一方面視人民為敵人，膽戰心驚，日夜防備，一方面信奉強權，以為有權就有一切，天下之大，莫不以強力控制。這種政權的主要特徵之一就是「防民之口，如同防川」，「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只用一張嘴巴說話，不能有不同的意見，即使指鹿為馬、顛倒黑白，也讓天下人敢怒而不敢言。中國自秦始皇以來的歷代王朝無不如此。從希特勒、墨索里尼到斯大林，也是驚人地相似。他們的下場和對他們的評價，歷史也早有公論。
中國已進入這樣一個轉折關頭，歷史的舊帳暫且放在一邊。在經過25年的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經濟畢竟從集權計畫經濟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了。民營經濟也的確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並日益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中國經濟至少也呈現出了與國際經濟接軌的趨勢。
之前，中國政府已在兩個重要的「國際公約」上簽字。新任領導人也曾公開表示要尊重憲法、樹立憲法權威。再考慮到他們近期以來顛簸南北、深入疫情嚴重的疫區、所表現出來的責任感、和對生命的一份關注，我們有理由期待著ＳＡＲＳ之後的中國能逐漸往良性的方向發展。其中最首要的就是輿論的開放。
這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能否走上健康軌道的前提。只有允許人民公開討論國是，人人才有可能對這個國家負責，才會體會到自己是這個國家的一份子，對這個共同體既有權利，也有義務。10幾億人口的泱泱大國，僅靠少數幾個人，哪怕是聰明絕頂的人、自認為能扭轉乾坤的人，也一定是搞不好的。在危機降臨之時，我們可能對此有更深的體會。
要使人人負起責任，就得讓人人都有發言的機會，能獨立發表自己的見解，其見解或高明、或拙劣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一）國人有發言的權利；（二）國人發言的機會是平等的；（三）每個人的看法都是自身思考的結果，是誠實的，每個人都對自己的言論負責。有了這樣的輿論空間，才能造成健全的輿論。有了健全的輿論，才有可能產生健全的政府。開放輿論，既是一個政權走出歷史陰影、取信於民的捷徑，也是指向民族未來的唯一通衢。
－－原載《民主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