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3-05-27 21:23:00作者：孫傳煒
和許多70年代中後期出世的中國人一樣，電視臺女主持人李晰是在渴望出人頭地的壓力下成長的：憑著優異的成績，她在高中後考入了學費當時在中國大學中排名第二的北京廣播學院；念大學二年級時，她開始到電視臺兼職，為畢業後找工作鋪路；前不久，她存夠了錢，給自己買了一部車代步。
為了保障和改善自己的物質生活，她一直處在忙碌的狀態，也沒有時間去思考或關心其他的問題，直到沙斯的出現。
「那一天我開著車，在空蕩蕩的馬路上，一陣120車（救護車）響著警報器這麼飛馳而過，那時心裏的震撼真是很大，突然有一種處在危難時期的感覺。」1978年出世，和中國的改革開放「同歲」的李晰以「我們這一代人最大的事件」來形容沙斯的危機。
沙斯在世界不少地方都引起恐慌，但對中國年輕一代的城市白領來說，恐慌恐怕更大更真實一些。據北京市宣傳部長蔡赴朝在本月6日公布的數字，按職業劃分，白領人士是當地感染沙斯的三大群體之一，按年齡劃分，當地沙斯患者當中20至30歲年輕人佔35%以上，比任何其他年齡層都多。
蜜罐的一代:
沒有責任感
這些二十來歲的城市白領，在中國被稱為「蜜罐的一代」。在許多人眼中，他們「沒有責任感」、「以自我為中心」，不像「六四」那一代青年一樣關心國家大事，只知道賺錢享受。
不過， 從另一方面看，這一代人心裏也普遍缺乏安全感，他們在中國脫離平均主義以後長大，成長的過程中有許多父母輩小時候所無法想像的競爭。
「以前總擔心會丟掉工作，找不到新的，現在突然間連健康也沒了保障。
」北京市內大大小小的廣場和公園近來突然多了許多打羽毛球的青年人，27歲的外企職員劉剛和太太就是其中一對。他笑稱，沙斯給了「老在操心」的他一些「人生的啟發」。
反思生活方式
沙斯讓這些城市年輕人對自己一味追求物慾的生活方式產生了懷疑，也給一些反思中國社會這些年來發展方向的聲音帶來了多一些聽眾。
其中一個這樣的聲音來自長期關注農民問題的經濟學者溫鐵軍。
他在近日一個訪問中指出，城市病的出現，是人口和工業過度密集，破壞環境和資源過多結果。
「這種疾病是所謂過度追求貪慾，單純追求發展主義的副產品。」溫鐵軍認為。
據報導，中國的人均衛生支出在世界191個國家中排188位，比許多非洲窮國還少還低。這一輪公共衛生的危機，也讓中國政府中一些思想比較開明的人看到了過度專注經濟建設而忽略社會發展其他內容的弊端。
世界衛生組織的官員透露，中國副總理兼衛生部長吳儀和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就曾私下告訴世衛官員，沙斯也並非全無好處，衛生部正好可以藉此機會加快這些年被嚴重忽略的醫療基礎設施建設。
壞事變好事？
不過，並不是每個人都看好沙斯可以「壞事變好事」，扭轉中國社會過去20年來只重眼前經濟建設的大趨勢。
一位評論員指出，中國社會也普遍認識到普及教育的重要性，但「再窮不能窮孩子」的口號喊了許多年，兒童失學、教師發不出工資的現象依然如故。
這樣的觀點得到溫鐵軍的呼應：「我並不像一般知識份子那樣，認為沙斯會改變什麼。」
在北京疫情惡化後，原本每週給四川的家人打一次電話的李晰幾乎天天都通過電話向家人報平安。不過她也承認，沙斯雖然讓她對自己的人生方向有一些新的體會，但也不會帶來太多實質的改變。
「現實畢竟是殘酷的，沙斯過後，一切殘酷的東西都還會存在，生存的壓力也不會消失。房租總還是要交吧？」
她最後反問。
為了保障和改善自己的物質生活，她一直處在忙碌的狀態，也沒有時間去思考或關心其他的問題，直到沙斯的出現。
「那一天我開著車，在空蕩蕩的馬路上，一陣120車（救護車）響著警報器這麼飛馳而過，那時心裏的震撼真是很大，突然有一種處在危難時期的感覺。」1978年出世，和中國的改革開放「同歲」的李晰以「我們這一代人最大的事件」來形容沙斯的危機。
沙斯在世界不少地方都引起恐慌，但對中國年輕一代的城市白領來說，恐慌恐怕更大更真實一些。據北京市宣傳部長蔡赴朝在本月6日公布的數字，按職業劃分，白領人士是當地感染沙斯的三大群體之一，按年齡劃分，當地沙斯患者當中20至30歲年輕人佔35%以上，比任何其他年齡層都多。
蜜罐的一代:
沒有責任感
這些二十來歲的城市白領，在中國被稱為「蜜罐的一代」。在許多人眼中，他們「沒有責任感」、「以自我為中心」，不像「六四」那一代青年一樣關心國家大事，只知道賺錢享受。
不過， 從另一方面看，這一代人心裏也普遍缺乏安全感，他們在中國脫離平均主義以後長大，成長的過程中有許多父母輩小時候所無法想像的競爭。
「以前總擔心會丟掉工作，找不到新的，現在突然間連健康也沒了保障。
」北京市內大大小小的廣場和公園近來突然多了許多打羽毛球的青年人，27歲的外企職員劉剛和太太就是其中一對。他笑稱，沙斯給了「老在操心」的他一些「人生的啟發」。
反思生活方式
沙斯讓這些城市年輕人對自己一味追求物慾的生活方式產生了懷疑，也給一些反思中國社會這些年來發展方向的聲音帶來了多一些聽眾。
其中一個這樣的聲音來自長期關注農民問題的經濟學者溫鐵軍。
他在近日一個訪問中指出，城市病的出現，是人口和工業過度密集，破壞環境和資源過多結果。
「這種疾病是所謂過度追求貪慾，單純追求發展主義的副產品。」溫鐵軍認為。
據報導，中國的人均衛生支出在世界191個國家中排188位，比許多非洲窮國還少還低。這一輪公共衛生的危機，也讓中國政府中一些思想比較開明的人看到了過度專注經濟建設而忽略社會發展其他內容的弊端。
世界衛生組織的官員透露，中國副總理兼衛生部長吳儀和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就曾私下告訴世衛官員，沙斯也並非全無好處，衛生部正好可以藉此機會加快這些年被嚴重忽略的醫療基礎設施建設。
壞事變好事？
不過，並不是每個人都看好沙斯可以「壞事變好事」，扭轉中國社會過去20年來只重眼前經濟建設的大趨勢。
一位評論員指出，中國社會也普遍認識到普及教育的重要性，但「再窮不能窮孩子」的口號喊了許多年，兒童失學、教師發不出工資的現象依然如故。
這樣的觀點得到溫鐵軍的呼應：「我並不像一般知識份子那樣，認為沙斯會改變什麼。」
在北京疫情惡化後，原本每週給四川的家人打一次電話的李晰幾乎天天都通過電話向家人報平安。不過她也承認，沙斯雖然讓她對自己的人生方向有一些新的體會，但也不會帶來太多實質的改變。
「現實畢竟是殘酷的，沙斯過後，一切殘酷的東西都還會存在，生存的壓力也不會消失。房租總還是要交吧？」
她最後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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