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而論，費學禮之說法雖無具體實證，卻是合理懷疑。中共學者的辯駁，並非萬全衛護，因為中共過去有太多類似「妖魔」的行徑歷歷在目。
SARS早在去年11月，廣東已發現病毒感染，而中共當局卻刻意隱瞞，並限制媒體報導。今年2月間，廣東媒體才在當地政府承認疫情後，蜻蜓點水式碰一下，隨即嘎然而止，以確保「安全」。四月初，北京衛生部舉行新聞發布會，也避重就輕，於是有軍醫蔣彥永挺身而出，向外大揭其謊言，於是外界一片嘩然。
但北京依然嘴硬，宣稱是「反華勢力」 惡意炒作，將問題政治化。儘管有兩名大官成了替罪羔羊，卻無助於大陸防疫，並殃及港、臺及海外華人，世人視華人為「瘟神」。
上世紀五○、六○年代的「三年特大困難」時期，大陸餓死三千多萬人，中共最先是靠「鐵幕」威力隱瞞、封鎖；直到紙包不住火，才說是自然災害加前蘇聯逼債，用以遮掩「三面紅旗」的政治瘟疫。
「文化革命」是另一場政治瘟疫的洗劫，死人雖較「三面紅旗」為少，禍害卻殃及中華傳統文化和後代子孫。毛死後，中共將這場政治大瘟疫全部推給「四人幫」，竟漏了一條「民族救星」級的大魚。
1989年「六四」屠城，解放軍以武器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市民掃射，肆意殺人，有如「鬼子進城」。事後他們口口聲聲硬說沒死一人，而面不改色，企圖拿一句話來否定全世界都眼見的血腥屠殺。其「妖魔」形象已無可遁隱，何需別人「化」之？而「妖魔化中國」，應是「妖魔化中共」。
再回頭到SARS來，費學禮的懷疑，主要在中共是否有意隱瞞與軍事有關的災禍，尤其大陸疫情如此嚴重，擁有龐大資源的解放軍，卻沒有出面領導疫疾防治研究工作。
不管SARS是天災還是人禍，總之與中共政治制度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正如「三面紅旗」、「文化革命」、「六四屠城」一樣。沒有中共政治制度這個瘟神，就沒有一切政治性瘟疫的溫床。
在此，謹借大陸異議人士劉曉波先生的大作為結論：「1949年後黨權第一的體制，對生命的蔑視，究竟還要把生命當兒戲耍弄多久？我們中國人作為人，究竟還要忍受乃至縱容，這種不把人當人的制度多久？難道在SARS疫情肆虐世界之時，中國人還不覺得羞恥？還要為獨裁製度和跛足小康而辯護嗎？」
(世界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