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10日是70年大祭，據報載，德國各界紛紛舉行各種紀念活動。柏林藝術科學院舉行了名為「火刑中的文學、烈焰裡的精神」的大型紀念會，德國總統約翰內斯．勞在致辭中號召人們以史為鑒，不要重蹈覆轍。據統計，當天僅柏林市內就有20個機構或團體組織了50多項活動。在一個朗讀會上，德國女演員伊麗斯．貝爾本分別朗誦了《安娜日記》和《戈培爾日記》的部分片段，受害者和迫害者之間的強烈對比震撼了在場的所有聽眾。此外在德國其他各大城市也都舉行了類似的紀念活動。
讀了有關 報導，我在對德國人的這種正視歷史的精神感佩不已的同時，又想到：咱們中國人應該從德國人的舉動中悟出點什麼、學到點什麼呢？「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我們老祖宗總結的這些至理名言，只要是稍微讀過兩本書的中國人都知道，但我們在現實中做得怎麼樣呢？德國人不忘恥辱歷史，每年祭「焚書日」，我們中國在上個世紀類似的恥辱事也不少，我們應該「祭」什麼呢？
我們應該祭「反右日」。1957年6月8日，中共發布了《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黨內指示，認為「一些不好的資本家、不好的知識份子及社會上的反動分子正在向工人階級及共產黨猖狂進攻，要推倒工人階級領導的政權」，命令「各省市級機關、高等學校和各級黨報都要積極準備反擊右派份子的進攻」。同一天，毛澤東又為《人民日報》撰寫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社論針對擁護共產黨的人接到恐嚇信事件指出，這是「某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的信號」。這標誌著全國性自上而下急風暴雨般的反右派運動的開始。 「反右」使中國五十五萬優秀知識份子遭受了肉體和精神的摧殘，使全國上下形成了噤若寒蟬、萬馬齊喑的境地，從此以後，中國就走上了磨難重重的道路。
我們應該祭「大躍進日」。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批評經濟工作中的「右傾保守」現象，提出「我們就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以此為標誌，，人類歷史上最荒誕不經的「大躍進運動」開始了，到1958年，全國出現了全民煉鋼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同時交通、郵電、教育、文化、衛生等事業也都開展「全民大辦」，把「大躍進」運動推向了荒謬的頂峰，使經濟建設中的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氾濫開來。直到1960年冬，「大躍進」才被停止，但已造成了國民經濟的重大損失，導致國民生產嚴重失調，生態環境慘遭破壞，並在隨後幾年引發了慘絕人寰的大飢荒。
我們應該祭「文革日」。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提出「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對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進行批判」，要求「實行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號召批判所謂「混進黨、政府、軍隊和文化領域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通知》反映了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為「文化大革命」確定了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它的通過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這場延續十年的空前的政治動亂,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使中國與國際上的先進國家之間拉大了差距，其惡劣影響至今仍未完全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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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祭」的有很多，但我們現在卻什麼也不「祭」。我們似乎覺得只要忘卻了，恥辱的歷史就不存在了，總希望什麼也不「記」，因此也就什麼也不「祭」。我們只是從幾十年前的政治瘋狂，一百八十度急轉成了拜金瘋狂，「利」成了檢驗一切事物的唯一標準，有權有勢者暢行無阻，平民百姓生計惟艱，腐敗就像聞起來臭吃起來香的臭豆腐，橫行於世。政治瘋狂和拜金瘋狂表面上看起來截然不同，但其內在本質卻是同一的，那就是都違反了人類基本準則，極大地毒化和戕害著人們的精神。我們現在的許多社會問題，實際上都肇始於幾十年前的那些政治運動，自欺欺人式的不「記」不「祭」，也許能帶來一時的「安定團結」，但其隱患實莫大焉。
德國文化部長魏斯女士在5月10日當天的紀念講話中指出：「在熊熊烈火中消失的不僅僅是書籍，而且還有德國知識份子的批判精神」，「知識份子出於恐懼必須緘默的歷史不應在德國重演。」 套用她的話，我們在歷次政治、經濟動亂中喪失的也不僅僅是物資和肉體，更有一個民族賴以生存的精神。我們的不「記」不「祭」，並不能保證中華民族一百多年的恥辱歷史不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