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經濟自由化（即市場化）的推進，中共政權的專制本質日益暴露，中共的體制改革終於不可避免地撞上了「民主」這道門,政治改革隨成為中共改革自新必然要跨越的門檻。八十年代末出現的「官倒」、「腐敗」則反映出中國社會已經對政治改革提出了非常緊迫的要求。中國民間也出現了普遍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89年的愛國民主運動正體現了這樣的時代要求。面對民間的改良訴求，如果因勢利導，本來應該可以成為中共走向新生的歷史契機，然而非常遺憾的是，這卻觸動了中共敏感的專制神經，並以其特有的專制思維，大量、瘋狂地動用了野戰部隊，向要求民主、懲治「官倒腐敗」的年輕大學生和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舉起了屠刀，製造了舉世震驚的「六四」血案。中共的改革自新運動從此發生逆轉。隨後體制內的改革派遭到了全面地清洗，基本上可以說是全軍覆沒。因此，可以說自「六四」以後，在中共體制內部「改革派」作為一個派－－能夠對中共的決策產生重大影響的整體性力量－－就已經不存在了。而從此時起，是否堅持政治改革也就自然成為劃分「改革派」與「保守派」的一個歷史的標準。
中共專制集團整體上重新走向了保守、僵化的不歸路。真正的「改革派」開始被視為「異類」，並大多作為「敵對勢力」處理，改革的力量離中共的決策權力中心越來越遠，已經徹底被推向了體制的邊緣。這種狀況至今仍沒有任何實質性地改觀。
然而改革作為中共凝聚民心、左右社會輿論的一面旗子，仍然在繼續廣泛使用。於是「改革秀」便應運而生。被江核心尊為改革「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在「六四」屠殺之後的「南巡」，便是呼喚「改革秀」的一場極有聲勢的造勢運動。因為在政治改革的時機、條件早就已經成熟並已經爛熟的情況下，卻不願在這方面有任何的進取，這只能是「改革秀」，而不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改革派」。朱鎔基則作為這方面一個典型的代表，被隆重推上了中國的政治舞臺。至此，中共的改革已經完全走入了死胡同。每項新的「改革措施」出臺，對於普通民眾而言，幾乎都成了一場新的災難，國企改革、教育改革、醫療改革等等莫不如此。關於朱鎔基的改革「成就」，網上已經有不少評價，也可參考我的「江澤民的十大政績」（http://members13.tsukaeru.net/xianhc/wenji/006.html）一文。
至九十年代末，即使站在中共改革自新的立場來看，「改革」作為一種可以利用的政治資源，已經基本上被耗盡了。這步棋已經被中共走臭了，或者說已經走不下去了（包括經濟改革）。只要隨便去問一問中國的一個普通民眾，問一問他們對於改革持什麼態度，就可以得出答案。
然而「改革秀」卻仍然不願意自覺地謝幕。因為朱鎔基已經黯然退到了幕後，急需新人來填補這個真空；中共仍然要繼續靠改革來維持人們對於這個專制政權的信心和希望，正是這個背景下，所謂的「胡溫新政」便被抬了出來。新的中共總書記和政府總理居然轉眼間就成了改革的「形象大使」，江澤民則被塑造成保守勢力的總代表。於是一場左右中國前途命運的江胡內鬥的大戲便愈演愈烈，在海內外的中文網路上炒得紛紛揚揚、好不熱鬧。
一方面是談論民主和政治改革的人士被體制普遍地邊緣化，要麼只能隔海吶喊，要麼是身陷囹圄而倍受迫害，一方面卻是「即將領導中國進行民主政治改革」的胡溫順利地走進了中共的權力核心，這太不可思議了！胡溫真的可能成為「改革派」？
我非常贊同任不寐「改革時代已經終結，權利時代已經到來」的判斷。朋友們，不要再去為「改革秀」的鬧劇搖旗吶喊了，也不要再為那些捕風捉影的中共內鬥推波助瀾了。中共專制集團總體上已經蛻化成特權利益集團，維護其特權和既得利益才始終是其執政的最重要的標準，他們之間即使存在著內鬥，也不過是新舊利益集團瓜分權力、利益所引起的糾紛，已經很難說是「改革派」與「保守派」之爭了。雖然仍然有很多人在刻意做這樣的暗示。新的特權集團也許正在磨拳擦掌，憋足了勁要對國民財富展開新一輪的掠奪，這也許才是他們拚命追逐權力的真相。
2003.6.8
(中國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