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今次的危機，之所以被當地人稱為金融地產領域的「非典」疫症，是因其同廣東、北京等地漸緩的疫症相近，先於個別人身上發作，然後出現瞞報、緩報的壓制新聞報導現象，漸漸形成國際上廣為人知的大案要案，案情被迫展示，有涉案官員撤免，引發各界對制度建設的關注。上海的周正毅、錢永偉、劉金寶的案件，至今為止的前半段，確實在走SARS疫症的流程。
但周正毅等人的案件，從北京媒體挖出來的事實來看，卻是一起典型的經濟大案、腐敗大案，這起案件目前已涉及到上海近十間銀行，有關貸款金額在一百億元人民幣以上，有關的項目涉及到上海的七個區。由於新農凱、萬泰兩間公司又在香港控制上市公司，案件又涉及到更為複雜的中港關係。目前周正毅已在北京開始坦白，檢舉到上海前副市長級人物，坊間傳聞更指案件涉及更高層人物。這起上海「五十年來最大的經濟案件」，在上海官員被看成「上海的東方廣場事件」，不是沒有道理。
八年前的北京東方廣場事件，是一個建設項目，引發起政府與民間的對壘，地方與中央的對抗，最後是江澤民順籐摸瓜，剪除了陳希同為首的「北京幫」。今天的「上海首富」案，與之情節有異，是否會起到相當的震懾作用另話，看來也不會出現剪除「上海幫」的結局。
這起案件的調查，是由前朝留下來。溫家寶當年主持中央金融工委，在調查前中銀董事長王雪冰案中，已發現劉金寶的問題，但他隱而不發，沒有將案件與王雪冰的事一起查辦，而是移交給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當時由尉健行主持的中紀委，已有初步的調查，但因交班在即，也將案件暫扣，移交給其接任者吳官正。因此可以說，這起大案，是新一屆中紀委，也是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辦的第一件大案。
由於這起案件背後的政商關係極度複雜，涉案金額可能又是繼廈門遠華案、湛江走私案、汕頭走私案後最高的一個，加上現在的資訊自由度相應提高，這起案件的處理，實際上是胡錦濤、溫家寶、吳官正等人手上的一個燙手山芋。
我們之所以認為這起案件昭示出典型危機，是因主要涉案者玩的把戲，都是在政界廣結善緣，爭政府項目圈地，拿國有銀行貸款，在香港和上海收購上市殼公司，再玩一系列轉讓、套現、收購的遊戲。這種手法，在大陸的部分新富中，已是典型的把戲。
而這類案件導致的結果也是典型的，像劉金寶這類銀行的高層管理人員被拉下水，是結果之一，而銀行被迫接受新的不良貸款，是結果之二。中國大陸的國有銀行，未償還貸款中約四成是不良貸款，現在要打消這些不良貸款，需要投入二萬四千億元人民幣左右。在其他國家，這當已躍過金融危機的風險控制線。
更值得關注的，是案件再次昭示典型的政治現狀。今次案件細節有待披露，但大陸地產界典型手法，是靠在一個權貴身上，才能拿地，養下一個銀行高層，才能錢來有源。研究腐敗問題的學者說，九十年代後期，沿海經濟發達地區、金融業腐敗尤為嚴重，出現高官家人涉案增多、高官因女人犯案增多等現象，上海大案正合這些判斷。現在受到衝擊的，不只是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不只是呼籲資訊的公開，中共的幹部任免制度、幹部監管制度乃至整個政治體制，都要進一步去反思和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