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錯，鄧小平的「不搞爭論」主要是為了封鄧力群們的嘴，但是，讓黨內左、中、右各派，甚至毛派、凡是派，都議論紛紛，公開辯論，唇槍舌箭，生動活潑，未嘗不是好事。歷史已經證明並還將繼續證明：不是思想解放、多元爭鳴導致社會不穩定，恰是一言堂、一元化體制是中國動亂之源。是的，鄧力群們會引經據典地批評今天的改革開放就是復辟資本主義。其實這有什麼要緊，我相信中共黨內也自會有其它人出來旁徵博引地論證：走歷史必由之路，先在中國發展起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才更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
資料顯示，至少在中共62年七千人大會上，有鑒於缺少制約機制的慘痛教訓，中共曾正式議論過黨內派別公開化、合法化的問題，文革中也曾盛傳過毛在該會上的一條至今尚未公開發表的話：「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至於後來中共為何終於沒有允許黨內反對派合法存在，這可以讓黨史專門家考察去。但這起碼已可說明，開放黨內多元化，允許黨內不同派別合法存在，並非是什麼「西方敵對勢力」的意識形態。
（一）
鄧小平已經死了。現在可以蓋棺論定了：他當年曾意氣風發倡導過的「政治體制改革」，與毛澤東一樣，最終都不過是葉公好龍一場而已。
江澤民好幾年來是既盼著這一天的到來而又害怕這一天的到來，他這「阿斗」總書記總算是熬到頭了。為著準備這一天的來臨，江澤民近年來一直在為他那偷偷摸摸的「非鄧化」而苦惱：既想要否定頗有鄧小平特色的一些東西,如「發展是硬道理」、「不搞爭論」、「不設主席」之類，又要堅稱他的這些「非鄧」舉措是堅持了鄧小平的理論。小心翼翼、瞻前顧後、煞費苦心、寢食難安，泱泱大國首腦當到這個份上，也實在是苦矣哉！
看今天的中國大陸，在前兩年高速發展的熱泡沫漸次消散後，一大堆亂象便接踵而至，讓江澤民、李鵬、朱鎔基等一大幫前臺操作官員們應接不暇。其實，僅就經濟發展速度而言，即使在當時經濟的高熱期，中共核心層內部也不是沒有不同的意見的。當然，那些所謂不同意見，充其量也不過就是個發展的速度問題，即諸如究竟應將年增幅控制在7－8％還是12－13％之類。然而，即使是這一類純粹得不能再純粹的經濟問題,在中共內部也是爭論犯忌的。就太上皇鄧小平一句「發展是硬道理」,便一錘定音，讓一大幫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噤若寒蟬，整個官方輿論也隨之轉向。可以斷言，即使當時，中共內部也一定有人或肚裡打鼓或竊竊私語；可在正式場合,他們咀裡講出來的卻是那麼「輿論一律」,那麼「高度一致」：什麼「緊跟……」、什麼「堅持……」、什麼「不折不扣……」、什麼「貫徹落實……」云云。其實，中共官員們也沒幾個相信他們自己在台面上說的那些陳詞濫調，他們的言不由衷，不過是誠如江澤民最近所坦言的那樣，為的是他那「九十多公斤肉」壓著的那個「位子」而已。
然而，即使仍然是為了那個「位子」，去年以來江澤民似乎是早已等不及鄧小平的嚥氣，而不得不躡手躡腳地開始他的「非鄧化」了。君不見，他在引用了太上皇的「發展是硬道理」的「懿旨」之後，一大堆限制詞，如什麼「快是有條件的」，「快是有區別的」，「快必須是沒有水分的」等等，又搬將出來，儘管是猶抱琵芭半遮面，但畢竟已將「硬」修正成「軟」了。就更別談朱鎔基早就在「只干不說」地搞宏觀調控了。不過，這實際上還是得助於自然規律不饒人，在鄧小平作了南巡的最後一搏之後，不久他便發不出聲了。倘鄧小平還能發話，你江核心，你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誰敢？！因為誰也不能打保票：鄧小平就一定不會像毛澤東當年對62年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作秋後算帳那般去收拾他們。
鄧小平當年也作過前臺領導人，他與劉少奇、周恩來，還有陳雲這些在第一線作具體工作的中共領導人，也飽嘗過當「小媳婦」的苦惱。一切關於經濟建設的不同意見，哪怕是單純得不能再單純的技術問題，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產量問題，都統統會被「上綱上線」到什麼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高度，甚至引出殘酷無比的宮廷清洗來。當年周恩來不就是因為一句「離右派只有50米遠」的「欽此」，就嚇得他後半生不敢越雷池一步了麼？彭德懷這位當年「橫刀立馬」、陝北「護駕」的大功臣，不也僅僅是對當時的「發展速度」提了點不同意見，就被毛澤東一巴掌打翻在地，而且整個中央政治局，整個中央委員會，就都跟著「主席」聖上瞎起鬨麼？直到「三面紅旗」實在舉不下去了，毛才悻悻退出一線，才來個七千人大會，來個「調整、鞏固、充實、提高」，讓劉少奇、鄧小平一班人去收拾殘局。
劉、周、陳、鄧一大幫一線領導人當年的不幸恰在於毛澤東雖退居二線，但還能說話，於是，只需一頂「走資派」的帽子，就讓他們辛苦弄了兩三年且業已初見成效的經濟發展勢頭毀於一旦。劉少奇至死也未及為他的較為實際一點的發展政策辯護。周恩來因身處第一線，文革再亂，再癱，但偌大個國家還得運轉，於是任何微小的對毛的無法無天的校正，就都還得打著貫徹毛路線的旗號，直到彌留時還「我不是叛徒」的譫語不斷，真是極盡戰戰兢兢、誠惶誠恐之能事。鄧小平則在「永不翻案」的信誓旦旦中忙不迭地與劉少奇劃清界限,騙得復出後,又以毛的「三項指示為綱」作大旗而小心翼翼地「非毛化」。這倒有點像前一向江澤民以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作虎皮而小心翼翼地「非鄧化」一般。只是毛在他咽最後一口氣之前，還來得及將鄧小平又一次打翻在地。
（二）
其實，什麼「非毛化」、「非鄧化」？多半不過是有一星半點不同意見罷了。然而，倘若中共當初沒有「毛化」、「鄧化」的一言堂、家長制，外界又何苦要對那些既難免又正常的不同意見冠之以「非毛」、「非鄧」一類特稱呢？有誰聽說過美國曾有過什麼「非華盛頓化」、「非林肯化」？
自延安整風以降，毛一直穩坐了近四十年中共、中國最高統治者的交椅。直到他去世，又過了兩年，由鄧小平所主導的中共的「非毛化」才正式登場。當今中共術語中還多少帶有點積極意義的語匯，如：「改革開放」、「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加強民主與法制」、「政治體制改革」、「應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共產黨應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等等，等等，都統統是那個時期的產物。若說中共現在非毛還非得不徹底，那是由於再徹底下去，就不是非毛而是非共，就要非到自己頭上了。其實，中共黨內這些積極的東西葉並不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突然從天上掉下來的，在此前之所以難以面世，實在是因為黨內根本沒有讓不同聲音存在的機制。於是，在中共的執政史上，就出現一種十分奇特的現象：它只有時間上的、縱向的「多元化」而無空間上的、橫向的多元化；它只有歷史性的教訓總結，且還是在付出天價的慘重「學費」之後，卻絕無對最高權力的現實性制衡。這就是說，黨內的不同意見，尤其是一些與最高領導人相左的意見，在其黨的體制上，是壓根兒就沒有一個有制度保障的、可公開表達且平等探討的渠道和機制。於是乎，這多元的不同聲音，就只有等到那獨尊於黨內的舊的領袖發不出聲來，即已死或將死時，才有可能出現。
然而最為可悲的是，一旦這個曾經橫遭壓制的黨內異端有緣上升為黨內主流，他又會以新的霸道面目在黨內出現，從而又開始新一輪的一元化體制的循環：他所犯下的所有錯誤,也就只有留待其後人以「非X化」的方式去糾正了。
在毛時代，劉、鄧的建國抱負總是得不到充分的實施和展現，中國的經濟一有起色，就被毛的好大喜功所中斷。毛斥他們為「小腳女人」，他們頗覺委屈，心理不服，咀裡卻不敢吭一聲。折騰來折騰去，直到毛死方休。這幫所謂黨內務實派，在他們受壓時，人民十分同情他們，滿以為他們那套方子真靈驗。他們剛上臺時，人民那個擁護勁，與50年代共產黨剛進城時人民所傾注的熱情幾無兩樣。正是基於這股熱望，甚至讓人民像當年輕忽了毛澤東的大殺戮一樣輕忽了鄧小平重新上臺後的大逮捕。若問，倘若當年人民知道若干年後老百姓將會被成批成批地活活餓死；或者不久將遭到坦克血洗長安街以及蝗蟲般猖獗的貪官污吏的盤剝，那麼，他們又會不會發自內心地呼喊「毛主席萬歲！」或「小平，您好！」呢？對此，我無從回答。不過，我卻實實在在地親眼目睹：在毛政晚期，人民懷周、懷彭、也懷鄧；而在所謂的「後鄧」和「鄧後」時期，人民則懷胡、懷趙，甚至懷毛。
其實，對於中國老百姓這種咋一看來似乎有點讓人摸不著頭腦的社會心理，稍加抽象化便不難看出，人民當年的懷鄧也罷，今天的懷毛也罷，這一看似自相矛盾的心理，其思維邏輯的方向則完完全全是同一和恆定的。它就是：中國人民以自己素樸的直覺方式在殷殷渴望著對當今苛政有所制約。換言之，這種在中共執政期幾乎是帶有點週期性的社會現象，不過是通過對中共黨內之非主流派寄託著希望這樣一種社會心理形式，來曲折地表達歷史必然性對中國政治多元化的不倦呼喚罷了。
本來，問題的實質就並不在於譬如說發展的快慢、產量的高低孰對孰錯。現在不就已有人在談論中國大陸今天的經濟起飛實得益於當年毛所奠定的基礎工業家底麼？也許，過一段時間回過頭來看，鄧的「硬發展」主張恐會更有道理。問題的關鍵也不在於意見的多元應侷限於經濟範圍還是應擴展到政治領域。全部問題的要害實際在於：一元化家長體制，是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