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該節目的主持人據羅剛說，此人已被警方抓獲，名叫梁少男，梁稱其作案的動機只是為「出名」。梁是益陽農民，37歲，離異，有一女，現在長沙一個民辦大學學藝術。後查明，梁當晚所念文章來自2000年1月19日《中國青年報》「青年話題」欄目轉載的日本留學生長谷川弘一的帖子。
《新聞週刊》的報導說，如果不是因為2月25日零時的那檔節目和在節目最後3分鐘的那個熱線電話，羅剛仍舊是湖南人民廣播電臺知名欄目「心靈之約」的主持人。但，他的命運皆因一個「日本人」的突然出現而改變。
絕大多數人知道羅剛這個名字，是通過網上論壇或是網友互傳。而在傳統媒體中，對這個湖南人和由他身上引發的一場軒然大波幾乎隻字未見。但公眾在網上的討論卻愈演愈烈－－－以致羅剛本人對自己驟得大名也頗感突兀－－－2月25日至5月22日，他一共收到了1573封郵件，其中113封來自國外。
事情發生後，羅剛和當晚的導播鄭義均被辭退，相關主管人員也受到處分，節目在第二天被取消。5月20日晚，羅剛在長沙接受了中國《新聞週刊》記者的採訪。
坦言三大後悔，節目最後未向聽眾告別
其實事情很簡單。當晚12時10分左右，導播說有個電話比較好，是位日本留學生想談中日關係。
我把電話接了進來。那個人先叫我羅剛閣下，我還是一貫地調侃說別叫我「閣下、陛下」。轉入正題後，他開始讀文章，我馬上意識到他的措辭變了。他說我們中國人是支那人，是劣等民族，是無可救藥的……他說他來到中國，眼中所見中國人的素質比他在國內聽到的更惡劣，醜陋的中國人竟然還毫不節制地生育，結果到今日有了13億人口。
那瞬間我聯想到太多的東西。我從事新聞工作已有十年，知道該怎麼做。當時我的想法很簡單，就是講講也無妨。現在很多人說，我中了別人的套，答應給他三分鐘，就得兌現承諾。實際不是這樣，我當時沒挂掉，是想等他講完。
那天晚上我有三大後悔，一是我覺得我回應得太輕；二是沒有把節目時間延長；三是沒有向聽眾告別。
我最後只是說了一句「那就這樣吧」。我沒有想到我跟十年的廣播生涯就是以這樣的方式說了再見。
引發連鎖反應，學生怒貼海報
後來我回家了。當天晚上這個城市就「爆炸」了，但我並不知道。有些大學生開始唱歌，砸酒瓶子，睡不著覺，然後撥「110」。當天「110」接到200多個反映此事的電話，然後有四部警車去電臺詢問到底是怎麼回事。
但這些我當時都不知道。我的習慣是跟朋友吃完夜宵，回家聽聽碟看看書，到五六點鐘把手機一關，開始睡覺。
第二天11時剛打開手機，湖南農大團委的一個幹部就打來電話急切地對我說：「羅剛，你接的什麼電話？我們的學生對那個日本人很憤怒！現在農大海報貼滿了，警察也來了，和老師及學生幹部一起平復學生的情緒。」
下午回總臺開會，我才感到事情不簡單。臺長們一個接一個地表態，「出了這麼大的事，我們都有責任。」最後臺長對我說，「明天你要去公安局一趟。」
第二天，我就和副臺長及導播鄭義到了公安局，第一件事是要我寫下事情經過。當天下午他們告訴我，這個人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人。後來得知這個人被抓了。從2月26日開始，節目就取消了，原來的時段持續放了5期的愛國歌曲。現在這個節目只是讀點文章，放點歌曲。
不挂電話原因，不要以為不說就可忘卻
說實話，我是一個偏激的人。去年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時，我當時就給一個開酒吧的朋友打電話，說他應該挂一個橫幅，中國民間應該有聲音。朋友馬上挂出寫著「強烈抗議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的橫幅。「他的談話持續了3分半鐘左右，然後我才打斷他的談話，開始義正辭嚴地駁斥。」事後，我才得知，此前導播鄭義已嚴肅認真地與小原正太郎在導播間聊了十幾分鐘。他誠懇地說想談一下一個普通日本人對貴國的友好看法，電話這才得以接入。
談話的政治分寸我考慮到了，但我沒想到影響這麼大。（沒挂斷）的主要原因很簡單，我要讓大家明白，這就是日本人。
不要忘記過去，不要把中國人所受的苦難忘了。不要以為不說就可以忘卻。這就是我的目的。
「小原正太郎」何許人？
2月25日打進電話的農民自稱是在長沙求學的日本留學生。但關於他的身份，此後引出諸多猜疑，一說此人確為某大學的日本留學生。
據羅剛說，此人已被警方抓獲，名叫梁少男，梁稱其作案的動機只是為「出名」。梁是益陽農民，37歲，離異，有一女，現在長沙一個民辦大學學藝術。後查明，梁當晚所念文章來自2000年1月19日《中國青年報》「青年話題」欄目轉載的日本留學生長谷川弘一的帖子。
羅剛被辭退後，蟄居家中寫情感文章
湖南大學新聞系一位學生說，當同學們聽說打電話者系中國人假冒之後，情緒就漸漸平息了，「只能怒國人之不爭」。
羅剛被炒魷魚後，關在家裡3個月，潛心創作了《角落裡的陽光》，算是對廣大聽眾的告別。但書中沒有對「羅剛事件」進行澄清。4月份，羅剛遭遇車禍。治癒出院後，一直在家養病。他拒絕了一些公司的邀請，惟一的經濟來源是給《今日女報》寫感情類文章。
事件回放
今年2月25日零時22分，主持人羅剛接進了「心靈之約」節目的最後一個熱線。一個自稱是日本留學生的人用蹩腳的普通話讀了一封信：「我是一個日本人，從小在書本上，在爸爸媽媽嘴裡我就知道，支那是一個很低劣的民族。等我到了長沙，我才發現支那人比我在祖國所知道的，在書本上所知道的，從爸爸媽媽先輩們嘴裡知道的，比我想像的，更低劣，支那人是世界上最低劣的民族。……知道我為什麼叫你們支那人而不是中國人嗎？因為你們不配，在我們眼中，只有唐朝人才能叫中國人，而你們只是支那人……」「夠了！！」羅剛喝斷了日本人。「是的，在我們的國家電臺可以任由國民議論我們國家……」日本人繼續在說。羅剛打斷他：「你們的國家連一個中國人在地上寫兩個字也會被捕，還談什麼民主？你不要告訴我中國人民八年抗戰、南京大屠殺三十萬人的死難都是假的！！」
日本留學生又說：「在我們國家，認為沒受過初中教育的支那人都只能稱為支那豬，中國只有7％的人有大專學歷……」羅剛針鋒相對：「你敢去你們日本對北海道的農民說這樣的話嗎？你這個小日本！」羅剛挂斷了電話，默默地找一首歌，歌的名字是《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