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２５６機組還有５名成員未登機，經過５年多的嚴格審查，除機組服務員外，其餘４人的最後審查結論是「在黨的第十次路線鬥爭中，犯了嚴重的方向路線錯誤。」被處理轉業並勒令離開北京。在我們５人接受漫長的隔離審查期間，家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牽連。機組４位死者的家庭所承受的壓力就可想而知了。
「９．１３」事件後，懸而未決的問題之一，就是給機組死去的４名人員定性。由誰給他們的死定性？如何定性？
別看事發之後，在對林彪反黨集團的批判浪潮中，把潘景寅等也當做「叛徒」進行批判，就連我們活著的５個人也被當做反面人物捲入了洶湧澎湃的運動之中。然而，一旦涉及到許多具體問題，需要依據死者死亡的性質才能作出處理的時候，就沒有人敢出來「一錘定音」了。大批判畢竟是群眾的聲音，不能代表組織的意見。可是，當時哪一級黨的組織能為死者定性呢？
「９．１３」事件是典型的大的政治事件。按社會地位，林彪之大與飛機駕駛員之小形成鮮明的對比，他們又在同一架飛機上，同時在異國的土地上墜機身亡。在中央為林彪事件定性的同時，無論從哪個方面考慮，機組的問題都不可能出現在中央一級的文件上。因此，為機組人員定性，被長時間擱置下來。
另外，林彪機毀人亡，所有機上人員沒有一個生還者，到目前為止，也沒有聽說從飛機的語音黑匣子中獲取了什麼有關的材料，來證明林彪等人與機組之間在空中有劫持與反劫持的鬥爭情況。而且飛機墜毀之後的很短時間內，蒙古與前蘇聯的軍事專家已經到墜機現場去過。我駐蒙使館人員９月１５日下午趕到墜機現場的時候，發現有許多東西已被動過。
雖然事發後，我們５人曾寫過大量的旁證材料，證明從死者生前的言行中，沒有發現他們與林彪的叛逃陰謀有任何聯繫。只是當時我們也處在被審查處理的狀態，人微言輕，在「四人幫」執政時期，沒有哪一級領導敢用我們的話為死者爭取一個說法。
站在專機飛行的角度，用飛行技術專業的觀點，分析飛機活動的某些現象，其實也可以發現２５６飛機在山海關機場強行起飛之後出現一系列很不正常的現象。平時用一兩分鐘就可以完成的轉彎動作，卻用了十幾分鐘才勉強完成；飛行的高度、速度也很不正常，飛機的無線電通話設備一直沒有打開，空地之間沒有任何信息溝通……這一切都說明機組是在強行起飛後，才得知林彪一夥的叛逃意圖。機組人員在操縱動作上的被動、遲緩與無奈，反映出他們與林立果等人進行了鬥爭。按說，這些現象也可以成為佐證，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沒有人會通過分析飛機航行的非正常技術動作為機組死難者說話，也只有與死者同舟共濟的我們，才一直關注著自己戰友的定性問題。
特定的歷史環境，重大的政治事件，特殊的空中事變及機毀人亡的結局，決定了機組死難者定性的難度，如果沒有鄧小平在接見外國記者時的有關講話，機組死者的定性問題，還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１５日，鄧小平在接見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總編輯厄爾．費爾時，曾正面回答了費爾關於三叉戟２５６飛機失事的原因。鄧小平說：「據我個人判斷，飛行員是個好人，因為有同樣一架飛機帶了大量黨和國家機密材料準備飛到蘇聯去，就是這架飛機的飛行員發現問題後，經過搏鬥，飛機被迫降，但這個飛行員被打死了。」
鄧小平在講話中引證的另外一架飛機，就是「９．１３」當晚凌晨２時５２分，林彪死黨周宇馳拿著林彪手令，從沙河機場騙走的３５８６號國產直升機。兩名飛行員在空中與其週旋，終於使直升機喪失了叛逃時間，就在直升機迫降離地面只有二十多米的時候，副駕駛員陳修文扭身奪槍，壯烈犧牲，機長陳士印操縱直升機緊急著陸。這位機長是和我同一個航校畢業的同學，事後，他被隔離審查達十餘年之久。
有關鄧小平這段重要講話的報導，刊登在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３日的人民日報上。當時，我已經被勒令離京隻身在外地工作整４年。在那偏僻的塞外小城一個工廠的單身宿舍裡，藉著昏暗的燈光，我手捧報紙，熱淚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因為這畢竟是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對「９．１３」事件中死難機組人員的講話，多少年來自己日想夜盼的不正是中央首長的有關講話嗎？鄧小平講話的英明在於直接指出林彪座機飛行員「是個好人」，真是字字千鈞。「是個好人」就不是叛徒。多少年來，除了我們機組的５個人在交代材料與旁證中說到機組中不幸死去的４位戰友同我們一樣與林彪反黨集團屬工作關係，純屬執行專機任務的行為之外，一直沒有聽到有哪一級領導在公開的講話中像鄧小平那樣指出機組死難者的性質，也一直沒有看到有關的文字報導中出現過類似的字樣。因為這是個非常敏感的話題，沒有人願意在這個問題上招惹是非，專機師派人到死者家裡處理一些具體事情時，上級領導沒有明確指示，具體辦事的人不敢越雷池半步。例如死者的工資問題、撫恤金的問題等等都沒有解決的依據。事件過後，在具體問題上，在講話方式上誰也沒有把死者當叛徒看待，可是，在政策上也沒有把死者當作正常死亡，更沒有當作因公犧牲對待。黎{
潘景寅的愛人，從那個時候起，踏上了為夫正名的艱難上訪之路。
除了國務院信訪辦之外，這種問題一般的主管部門是不敢問津的。國務院信訪辦的人回答說，這樣的問題應該到原單位尋找解決辦法。潘景寅的家人幾經上訪，才引起有關人員重視，經信訪辦與原單位的直接聯繫與有效的工作，信訪辦一方面讓專機師支取５００元錢給家屬，解燃眉之急，為潘景寅的孩子看病；另一方面，由專機師就機組４位死難者的問題，向上級部門請示處理辦法。
潘景寅的愛人與全家，經過一年多的奔波，終於在１９８２年初得到了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簽發的《革命軍人病故證明書》。從此，「９．１３」事件中，林彪座機上的４名機組人員：機長潘景寅、機械師李平、機械師張延奎、特設師邰起良，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機死亡１０年之後，在鄧小平直接指示之下，終於有了說法。
《革命軍人病故證明書》內容如下：
潘景寅同志於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在蒙古溫都爾汗隨飛機墜毀死亡，特向各位親屬表示親切的慰問。望化悲痛為力量，為建設祖國和保衛祖國而努力奮鬥。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