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97、23」——加拿大一名普通香港人在政治數字遊戲下的移民心路歷程

加拿大東岸的多倫多和西岸的溫哥華是眾所周知的海外華人聚居地，單是大多倫多地區，就有近50萬華人居住。而在眾多的移民當中，香港的移民又佔了很大一部分。難怪有人說：「在加拿大不會講英文不要緊，會講廣東話就可以了。」以往香港移民談起他們移民的原因，多半與數字有關係，不是因為「64」就是因為「97」。「64」指的是1989年的「64事件」，「97」指的是1997年的香港回歸。個中玄機，大家都不用細說，心照不宣。

最近，被SARS折磨得幾乎一蹶不振的加國華人社區，開始有了一點生機，茶樓開始旺起來。經常會聽到一些茶客又開始談論他們的移民故事，而這一次，移民原因除了「64、97」之外，又多了一個數字新寵，就是「23」，指的是香港最近倍受爭議的23條。

一名在中國成長、在香港工作生活了20多年後移民加拿大的羅先生，接受了本臺記者的訪問，講述他在不同數字代表的政治事件、特別是最近的23條的影響下的移民心路歷程。

羅先生移民之前在香港做小生意，13年前，64事件後，他帶同兩個年幼的女兒、一家移民加拿大，現在在溫哥華的一家唐人餐館打工。他說，23條的推出令他慶幸自己當日選擇離開香港。

「我覺得現在香港迫切地推出23條，證明我當日離開香港到加拿大是正確的。共產黨始終沒有改變，對人民的防範沒有變。就算經濟有所改善，對民主和人民的鉗制一點都沒有鬆懈。23條的立法只是為了保證共產黨政權的利益。」

我在中國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對共產黨的政治運動有切膚之痛。離開香港是因為對共產黨沒有信心。它雖然說50年不變，但他們從來都是那樣，什麼都好說，一涉及到他們政權的利益，就不一樣。」

羅先生說，覺得香港人很無奈。自從86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他已經擔心香港沒有前途，而64事件，讓他覺得什麼「開放改革「都是假的，所以決定離開。不過，離開的代價很大。

「我在香港生活了20年，雖然沒有很多的財富，但是那裡有我的朋友，有我的事業基礎，辦什麼事情都方便得多。來到加拿大，一切都要從頭開始，加上語言不通，舉步艱難。那時候在香港做自己的小生意，來這裡就要從最底層做起。我知道：在我有生之年都不可以恢復過我在香港那樣的生活，但是我不後悔。因為在這裡生活雖然艱苦，但精神上不用受共產黨的鉗制和威脅。你看23條的推出，跟警察國家有什麼區別？雖然他們總說不會濫用，但沒有人相信的。」

羅先生說，97之後，他有很多移民的朋友看到香港的情況還可以，而在加拿大的生活又很艱難，都決定回。他自己也有過一些思想鬥爭，但最後還是決定留下來。他話，人應該知道什麼對自己最重要。

羅先生表示，如果他仍然在香港，他一定會參加七一大遊行。

「如果我今天還在香港，我一定會和其他香港人一起參加七一大遊行。雖然知道我們不可以改變什麼，但我還是會爭取，就像89年香港100萬人上街，我們知道不可以改變什麼，因為槍在他們手裡，但我們還是會盡力而為。」

羅先生表示，89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的集會和天安門廣場的吶喊讓他畢生難忘。

「當年我帶同兩個年幼的女兒去參加維多利亞公園百萬人集會，那個感人的場面至今還很深刻，還有看到學生和人民為了爭取自由所受的屈辱，我都深刻地記得。我覺得如果中國一天沒有民主，也不算一個好的國家。不管經濟躋身於世界第幾強，都不值得驕傲。只有人民有了真正的自由，才值得慶賀。」

羅先生特別提到他的兩個女兒，他說，移民主要是為了下一代。當初移民前他已經讓她們有心理準備。

「我跟她們說，到加拿大後的生活一定會難很多，因為我們沒有社會基礎，特別是我的英文不好，很艱難。但我希望他們可以享受到加拿大的自由，日後的生活就靠他們第二代去努力去爭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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