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為了忘卻，卻漸漸要忘卻了。不免驚恐。
文字，能捕捉多少當時的情景？１９６６年夏秋之交，「文化大革命」已開始約３個月了。當時的人，分為革命群眾和「牛鬼蛇神」兩大陣營，革命群眾斗人，「牛鬼蛇神」被鬥。斗人的人為了提高鬥爭技術，各單位間互相串連觀摩，鑽研怎樣把「牛鬼蛇神」斗倒斗臭鬥垮，就像鑽研某種技術，要有發明創造一樣。這年春天，我曾在卞之琳先生指導下讀一些卡夫卡的作品，被斗時便常想卡君的小說《在流放地》，那殺人機器也是經過精心鑽研製成的。
當時的哲學社會科學部大概是僅次於北大、清華的「文革」先進單位，每天來看大字報的人如趕集一般。院中一個大席棚，是練兵習武之所。常常有鬥爭會。各研究所的「牛鬼蛇神」除在本所被斗外，還常被揪到席棚中，接受批判和噴氣式等簡易刑法。
那時兩派已興。兩派都去找中央領導同志做靠山。一次在一張小字報上看見一派訪某領導同志的記錄。那位領導說，你們是學部的？你們都是研究什麼的？我為這句話暗笑了半天。「你們都是研究什麼的？」我在心中回答：「殺人！都是研究殺人的！」這樣想，是因我是鬥爭對象，若屬於相反的那一類，大概我也會「研究」，因為那是任務。
鬥爭形式不斷發展，這也是研究的結果罷。１９６６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文學研究所主辦了一次批判何其芳大會，學部大部分「牛鬼蛇神」出席陪鬥。
大會在吉祥劇院舉行。頭一天發票，票不敷發，有的難友沒有得到。會後才知，不讓參加，實在是很大的「照顧」和「保護」。
那天很熱。記得我穿著短袖襯衫，坐在劇場的左後方。場中人很快坐滿，除了學部的群眾，還有北大、作協的人來取經助陣。
不記得哪位主持會。不記得也好。
何其芳在幾位革命者的押解下，走出臺來，垂頭站在台上。他身穿七零八落的紙衣，手持一面木牌，牌上大書三個黑字：何其臭！
「打倒何其芳！」「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聲勢嚇人。
何其芳開始檢討。沒有說幾句，便有人按頭。總嫌他彎腰不夠深，直把他按得跪在地下。他努力掙扎，都起不來。
「我有錯，我有錯－－」他的四川話在劇場（應該說是刑場）中顫抖。
何其臭的牌子掉了，他爬著揀起來，仍跪在地下。
直到現在，我認為，還是沒有一篇研究《紅樓夢》的文章超過其芳同志的那一篇。直到現在，中、外兩個文學研究所的工作人員仍在懷念他的領導與教誨。而那美麗的《畫夢錄》，又是怎樣的感染著我呵！
這樣的人，跪在地下把學術研究、文學創作和組織工作才能集於一身的人跪
在地下！
他不停地在說，我有錯，我有錯！
「文革」開始時，便在批判何其芳了。開過好幾次所謂的黨員大會，吸收群眾參加。他似乎不瞭解自己的處境（當時誰又瞭解自己的處境！），仍在據理力爭，滔滔而辯。有一個系揹帶的瘦高個兒，把他推搡了幾次。我當時坐在門邊，和一位以溫良恭儉讓著稱的同事小聲議論：「為什麼推人？太不尊重人了！我們站起來說！」但我們沒有站起來說。我們靦腆，不習慣當眾講話，我們太懦怯！那位同事還說，得學著說話辯論，不然被壞人掌了權怎麼辦其實真理不是愈辯愈明，理早鑄好了，鑄成一個個通紅的罪名，不斷地燙在人臉上！
兩位陪斗者被推了上來，俞平伯和余冠英。他們也穿著紙做的戲衣，頭上還戴著有翅的紙紗帽，腳步踉蹌，站立不穩，立刻成為聲震屋瓦的口號打倒的對。
劇場左門出現騷動。「打倒邵荃麟！」幾個人高喊。他們押著瘦骨嶙峋的荃麟走上臺去。荃麟因中間人物論獲罪後，不再任作協領導，調到外文所任研究員，但仍在作協接受批判。學部開大會，捉他來鬥，自是應該。
好像有幾個批判發言。我相信絕大多數出於革命熱情。發言者聲嘶力竭地叫喊一番，喊過了，仍讓何其芳檢討。
其芳同志仍跪著，聲音斷斷續續，提到對《紅樓夢》的看法，也算一大罪行
。「站起來說！」有人喝叫。待他勉強站起來，又撲上去幾個漢子，按頭折臂直按到他又跪下。
讓他站起，是為了按他跪下！
這樣幾次。又把另外幾位折騰一陣，似乎不新鮮了，便呼叫大批陪斗的人。
「馮至！」馮先生上了臺。外文所一次批鬥會後，曾讓「對象」們鳴鑼繞圈，馮至打頭，我在最後。看來愈繞處境愈慘，是永遠繞不出去了。
「錢鐘書！」錢先生從劇場最後一排站起，從我身邊疾步走過，馬上有人抓住他的衣領。
「賈芝！」一人一手按頭，一手扭住手臂。他坐著噴氣式上了臺。
劇場中殺氣騰騰，口號聲此起彼落。在這一片喧鬧下面，我感到極深的沉默，血淋淋的沉默。
很快滿臺黑壓壓一片，他們都戴上紙糊高帽，寫著是哪一種罪人。比起戴痰盂尿罐的，畢竟文明多了。
學術權威大都叫過後，叫到一些科室負責人和被認為是鐵桿老保的人。「牟懷真！」這是外文所圖書室主任，一位胖胖的大姐。忽然一個造反派看見了我。
「馮鐘璞！」他大叫。我不等第二聲，起身跑上前去。我怕人碰我，盡量彎著身子，像一蟲。上了臺，發現天幕後擺著剩下的幾頂高帽子，沒有我的。事先沒想到叫我。
「快糊！」有人低聲說。
有人把我們挨個兒認真按了一遍。我只有一個念頭，盡量彎得合格，盡量把自己縮小。
過了些時，眼前的許多腳慢慢移動起來。「牛鬼蛇神」們排著隊到麥克風前自報家門，便下臺了。
我聽見許多熟悉的聲音，聲音都很平靜。
輪到我了。我不知道自己的罪名到底是什麼。那時把學不夠深、位不夠高而又欲加之罪的人，稱作三反分子。三反者，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是也。我走到麥克風前如此報了名。台下好幾個人叫：「看看你的帽子！」我取下帽子，見白紙黑字，寫著「馮友蘭的女兒」。
馮友蘭的女兒又說明什麼呢？
我積極地自加形容詞：「反動學術權威馮友蘭的女兒。」台下不再嚷叫。這女兒的身份原來比三反分子更重要。
下臺時沒有折磨。台上剩的人不多了，仍吸引著人們注意。我從太平門走出來，發現世界很亮。
我居然有了思想，慶幸自己不是生在明朝。若在明朝，豈不要經官發賣這樣想著，眼前的東華門大街在熙熙攘攘下面透出血淋淋的沉默。
「馮鐘璞！」怯怯的聲音。原來是荃麟在叫我。他在北河沿口上轉。「頂銀
胡同在哪裡？我找不到。」頂銀胡同某號是作協的監房，他要回監去。
「荃麟同志！」我低聲說，「你身體好嗎？」他臉上有一個笑容，看上去很平靜，望著我似乎想說什麼，說出來的仍是：「頂銀胡同在哪裡？」
我引他走了十幾步，指給他方向，看著他那好像隨時要摔倒的身影，混進人
群中去了。
我不只繼承了「反動」的血液，也和眾多「反動」人物有著各種各樣的聯繫。他們看著我長大。荃麟卸職前，總是鼓勵我寫作，並為我向《世界文學》請過創作假。
而這些敬愛的師長，連同我的父親和我自己，一個個都成了十惡不赦的罪人！
我慢慢走回當時的住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