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承認，胡的講話對「親民」的強調力度，超過改革以來的任何一位黨魁，他說：「要始終把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堅持用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來衡量我們的一切決策，……群眾利益無小事。凡是涉及群眾的切身利益和實際困難的事情，再小也要竭盡全力去辦。」 國內御用精英在解釋講話的精髓時，也強調講話的創新在於把「三個代表」的本質解釋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而我在前面已經指出這絕非創新，不過是對十六大報告的選擇性解讀而已。
胡溫親民路線的更深層的本質，是「黨權為本」而「親民為用」的統治策略。胡錦濤要求中共黨員做到「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的根本原因，絕非是為了啟動還政於民的政改，而僅僅為了鞏固政權及自身權力。胡的講話已經自我坦承，道破了其親民的實質：「人心向背，是決定一個政黨、一個政權盛衰的根本因素。……只有順民意、謀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才能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正是為了使中共的獨裁權力能夠「永遠立於不敗之地」，毛澤東才會大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調，其後的所有黨魁才會在親民上大做文章。而且，中共的歷史顯示，往往在兩種情況下，中共高層最強調走親民路線。一是權力交替後的政治新人初登大寶之時，一是嚴重的社會不公導致民怨沸騰之時，而胡溫的當下處境，正好又兩者兼具，所以，「親民」就更是胡溫鞏固自身的權力、提升自身的威望和安撫民眾不滿的需要。十六大以來，新上臺的胡溫二人在親民上最下功夫，也已經從親民姿態中嘗到了甜頭。於是，與奢華浮誇的江澤民時代相比，「平易親民」和「務實高效」就成為胡溫體制的標誌性品牌，幾乎是無所不在地、時時刻刻地加以凸出親民姿態。
比如，溫家寶的短短46小時的香港行，就不辭辛苦地做足了親民姿態，有人還為溫家寶總結出「親民」的「九項第一」：1.舍棄豪華房車而與隨員共坐小巴出訪；2.舍棄總統套房而入住商務套房；3.隨團車隊減半至20輛；4.代表團及隨行人員減至40人以內；5.首次有總理級領導人出席升旗禮；6.首次探訪民居；7.不出席大型宴會；8.首次越過保護區，與港人全接觸；9.首次由陸路返內地。雖然溫的親民得到了港人的歡迎，但他卻把握著嚴格的政治底線，不越過雷池半步：
事實上，平民總理應該知道：從啟動23條立法的第一天起，港人的反對就從未停止過，而且愈演愈烈，波及面越來越廣，甚至連平日裡反對街頭政治的「保守紳士們」（如法律界），即便是平日裡不太關心政治的影視界（如著名導演徐克、徐鞍華等人），即便是平日裡親大陸的媒體（如明報），也在溫和的手段用盡之後，選擇了走上街頭，加入到反23條的最後衝刺中，七一的大遊行最保守的估計也高達50萬人。可見，溫家寶在港時期，政治上反對23條，正是港人的最大民意。港人對平民總理首次來港的期待，起碼是希望他在出席完回歸慶典之後，還能多停留幾小時，即便不敢與遊行隊伍親密接觸和直面民意，也該在一定的距離之內，感受一下港人強烈反對23條的民意。
溫家寶無論多麼想用經濟大禮和親民作風來贏得港人的民意，也決不會與港人反23條的主流民意進行親密接觸。在骨子裡，他的親民是經過審慎的功利計算的，只要不越過中共的制度底線，他就馬不停蹄地光顧淘大花園、威爾斯醫院、工地、碼頭、廣場（商場）、交易所等地，而只要有越過中共製度底線的危險，哪怕是一次簡短的問答，他也決不會直接面對港人的反對性民意，更不可能惠及七．一反23條大遊行，哪怕這是現在的港人最關心的大事，哪怕50萬人大遊行已經盡顯主流民意。要不然，溫家寶的行程安排，決不會正好與大遊行錯過，也不會迴避與香港的大學生見面。
中共高官的親民，至多是俯身傾顧和為民作主的救世主姿態，是自上而下的行賄式的恩人關懷，不可能具有尊重民意的現代政治文明風範。獨裁者的親民，只要求民眾高呼 「謝主龍恩」和「奴才該死」，而決不允許民眾具有獨立發言和反對政府的權利。不過是對民眾進行物質和精神的雙重詐取：先是在物質上詐取民脂民膏，然後再通過施舍本該屬於民眾的麵包，而在精神上詐取民眾的感恩戴德和馴順依附，從而形成了本末倒置的官民關係－－被供養者變成了仁慈的恩人，而供養者卻變成了被拯救的乞丐。
被輿論高度關注的大陸和香港的七．一，令人失望的是北京政權及其傀儡特首董建華，而令人鼓舞是熱愛自由的普通港人。在大陸，有網友在看完胡的七．一講話後感嘆道：「今夜沒有奇蹟！關上電視睡覺！」而在香港，我卻從網際網路和香港朋友的電話中感受到奇蹟：自由香港在大陸政權和傀儡港府的雙重打壓下，有50萬人參與反23條大遊行，為自己、也為所有追求自由的人們創造了政治奇蹟。
由此可見，能夠得到真正尊重的民意表達，不取決於統治者是否有尊重民意的主觀意願，而取決於是否有能夠逼迫統治者不得不尊重民意的制度。而這樣善待民意的制度，只能誕生於民眾的主動爭取之中。
2003年7月11日於北京家中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評論家
《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