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報黨刊，何去何從？

20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大陸農民的負擔除了歷史上一以貫之地單方面供養從中央到地方的層層貪婪官僚和臃腫官僚機構外，還舉世罕見地多了兩項巨額負擔：一是負擔執政黨、八個民主黨派和其他群團組織的吃、穿、住、行、辦公、基建以及腐敗支出等，國家財政每年不拿出它成千上萬個億，上述非國家機構恐難以運轉正常和逍遙自在。對此，筆者甚感憂慮，儘管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反腐敗鬥爭的「力度」一年比一年「加大」，但有什麼實質性突破沒有？沒有。二是黨報黨刊負擔。幾十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幾千種靠行政命令強行訂閱發行的黨報黨刊，鋪天蓋地，氾濫成災，已成為有中國特色的「吸血海綿」，常吸常幹，神州大地上任何一個單位和任何一個納稅人都有不能倖免。對此，官方也甚感頭痛，儘管各種治標不治本的改革舉措的出臺幾乎從未間斷，但有什麼明顯的效果沒有？沒有。

筆者對由國家財政為政黨組織買單有過質疑，現在來談談民眾的黨報黨刊負擔。包括報刊在內的大眾傳媒原本是現代社會民眾獲取信息、監督政府、批評時弊、弘揚正氣的重要工具，而在中國卻「淮桔成枳」，報刊不得沒有成為民眾監督政府的「有力武器」，相反，卻成了身上無法擺脫的沈重負擔，怪，怪，怪。

現在人們都有知道，作為「既不是權力組織，也不是行政組織和生產組織」的各類政黨，不管是否執政，都無權對人民群眾「發號施令」，這是世界政治學的常識，也是20多年前執政的中共在政治報告中告誡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政治知識。中共十二大對「黨不是權力組織」的這一重要「論述」，對於在黨政不分的政治文化中成長起來的國人來說，可謂「振聾發聵」，具有重要的政治啟蒙意義。由此亦可知中共高層還是有「頭腦清醒者」。既然政黨不是「權力組織」，那麼它就無權「強制」任何人。理解這一點非常重要。其他各項暫且不論，單就黨報黨刊來說，我們可以進一步釐清一些認識。

政黨是代表一定階級階層利益的政治組織，它的政治目的不外乎執掌國家政權、鞏固執政地位或參與執政、影響執政，以圖實現本黨的政治理念和政策目標。政黨可以依法辦報創刊，並通過報刊宣傳自己的政治觀點，這本身無可厚非。問題是，你辦報刊，一要符合法律規定，不得有鼓吹戰爭、分裂國家、製造民族矛盾等內容，不得有宣傳獨裁、專制、踐踏人權等內容；二要公眾自願訂閱，不得有強迫國家機關和公民訂閱的行為。這個道理應該是顯而易見的。現在我們講的黨報黨刊，主要是指執政的中共辦的報刊。中共是中國的執政黨，執政黨通過辦報辦刊，宣傳自己的政策主張，反映本黨黨員和民眾的心聲，監督國家立法、行政和司法工作，這是完全正當的事。但我們必須明確，執政黨不得利用自己的執政資源來強迫國家機關和公民訂閱本黨創辦的報刊。這也應該是顯而易見的道理。否則，這就與執政黨自己一貫宣稱的除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外「沒有任何私利」的立黨原則相背離。長期以來，中國大陸通過黨報黨刊來加重民眾負擔的社會現象，在民主國家是不可能發生的，在新聞自由的國家是不想像的，而在中國大陸卻是習以為常的。

且不說黨報黨刊在發行渠道上的行政命令，它在內容上是不是很真實很有吸引力呢？這完全不需要筆者來回答，因為在黨報黨刊「灌輸」下度過一年又一年的人們個個都清楚：與黨報黨刊最緊密相連的詞彙莫過於假大空了。

黨報黨刊為什麼假大空盛行，這需另撰專文闡述。在當代中國，人們十分熟悉的是，黨報黨刊是「黨的喉舌」，其使命就是「弘揚主旋律」。但據筆者觀察，幾十年來，黨報黨刊事實上卻從「黨的喉舌」滑向為「領袖的喉舌」，從「弘揚主旋律」蛻變為弘揚極左思潮。比如，建國後，黨報黨刊「弘揚的主旋律」，不外乎「反右頃」、「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兩個凡是」……改革開放以來，發展經濟雖然成為「主旋律」，但「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和平演變」等等在黨報黨刊上的地位並不亞於「主旋律」。今年在「非典」流行初期，黨報黨刊的一個共同點，不是「隱瞞真相」，就是「若無其事」。公眾的知情權在黨報黨刊面前就顯得脆弱無力了。

胡溫主政以來，有改革新聞體制的明顯跡象。要改革新聞體制，關鍵是要從根本上觸動黨報黨刊的傳統思維、做法和體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黨報黨刊的改革決不應偏離市場的大方向。對黨報黨刊的改革，一言以蔽之，就是，執政黨你要辦報刊可以，你要黨報黨刊成為你的「喉舌」也可以，你要「弘揚主旋律」也可以，但你不能違憲違法，不能宣傳個人崇拜，不能宣傳封建專制，不能說謊造假，更不能強迫民眾訂閱，這也應該是個淺顯易懂的道理吧。

進入21世紀的中國，迫切需要新聞改革。我們對胡溫的新聞改革期之以誠、拭目以待。

《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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