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豐：讀余英時《知識份子的邊緣化》

有人偏重於從學的方面來議論，有人側重於識，當然也有學識並茂的。學對於筆者，可以說是無，而識也是積累型，並非因治而獲，所以在下的議論可能全不對題。

余英時這題目夠大夠宏了，討論知識份子，得先判定什麼是知識。究竟是從智愚的立場，還是類型的立場來定義知識，這對於余老先生看到的邊緣化是很不一樣的。在設題裡沒有此議。

知識定義寬窄兩義，寬者很常識：明白道理即有知識，就是以智愚為知識份子的分界線。

而狹者是分類立場，指出一種特定知識類型：必須是關於認識立場的，這使知識僅成為認識行為的成果；不包括其他類型如：歷史的、閱歷積累的、人生境界問題的……等等。

以認識行為建立起來的知識，必須是關於被認識對象的，有認識主體，反映對象的理性形式。這樣的條件下，知識即反映體系，它與被反映體系的符合為真知。人的智愚不是僅由此一類知識能決定。但這類「知識」在關係上最具有知識的形態。它是對對象的反映，是相對關係的，所以多是唯物主義的色彩。----牛頓是代表。

以毛澤東為例，有好幾本洋人寫他的書都不認他是知識份子，至多承認他為半知識份子。毛澤東不是讀書的人嗎？不明事理嗎？連個知識份子也算不上，是不是不公平？這說法也不是絕無道理，他的確不是認識形態的知識----不是科學家，工程家，他所明的理不是相對之物的，不是有形態的，不是唯物的。他讀的是史，他的知慧運用是心理世界內的，是從「心」出發，又在心內完成的思維活動，不是經驗科學。他自己說是唯物主義立場，其實主要是唯心主義的。因「唯物」與「唯心」對於他，他的黨，都是先驗概念，他是從表白、站隊的立場來說自己是唯物主義者的。照類型來定義知識，毛澤東擁有的不是認識類型的知識，所以有人不把他算成知識份子。也合乎情理，有根有據。

照類型說的標準，胡躍邦、趙紫陽二公都得靠邊；相反，上海幫裡的：江、吳、曾、黃、陳……都是知識份子。非知識份子的趙紫陽瞧不起知識份子的江澤民，說他附庸風雅，幹不了實事，真是恰當極了。人以群分，來看看上海幫，差不多都只會裝腔作勢，不知何為正業。前陣子胡教長議取消岳飛、文天祥案引起各界嘲諷，它雄辯地告訴人們：陳舞孃和江三代常常很莊嚴又很神聖地玩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謊誕戲。和那些把馬克思說成姓馬的人差不了許多。而三代那張嘴卻是懸河，一開閘就不可收，他是數、理、化、文、唱、吹、拉……無所不通的全通型知識份子。

照他們的例，知識份子不僅設邊緣化，還核心化了。

用現代知識份子的標準，儒家，或士能不能入了知識份子的流還是個問題。

因儒學是人生境界的學問，一種修養，是從心出發的，又是關於心的，是如何處世的學問，不是對物的知識。

因此這樣的學問天然用於價值理念，關懷環境，調整環境，是用來至善，用來承擔責任的學問。「士」多般是這樣的學問----一個以承擔責任為最高理念的階層。有這樣學問的人傾向於以天下為己任，關懷、同情、憐憫、負責、議論……出仕、清議都是極正常極必然的事。

士的學問有一個極重要的特徵，它的範圍只是關於----「我」的，《大學》，《中庸》都只涉及「我」要成為什麼樣的人？，「我」怎樣成為這樣的人？說來說去只是境界追求，誰也不能代了別人去追求，你怎麼學怎麼修都僅僅是對著自己，是自我內的：自己給自己定目標，由自己努力，自己監督，自己調整，自己達及。現代心理學（無論科學心理學還是哲學心理學）都研究「自我意識」的形成，而儒學或「士」不過就是「我要形成一種什麼樣的自我意識」。

儒學價值的積極方面：沒有破壞性：自己活動在自己內部，破壞什麼去？；總是從全局出發，照及整體：它是一種由自己來回答自己所以應該如此的根據的學問----倫理的，倫理所尋的就是----總根，它怎麼會不從整體出發呢？決不會因當下需要而使建設具有破壞性……；它的消極方面是：在打倒孔家店時所體驗到的：保守、封閉的一面。它僅僅是關於自我境界的學問，怎麼能不含些封閉呢性，怎麼能不把認識之學拒斥其外呢？

儒學是學問，但它只是生命境界的學向----造就好人的學問----培養聖人為目標的學問。

儒學不是認識對象的學問：它不研究天體關係，也不研究物質構成。

它不是物的理，不能用於功利。能用於守，用於治。不能用於取與奪。

它在以往對它國家民族具有價值：只要有一些「我要成為什麼樣的人」方面的傑出分子（士），其發生的影響就足以凝聚社會，穩定大局。那個時候的視野有侷限，經濟生活單調純粹。所以士大夫處在中國價值的中心是理所當然。

這並不是說功利在以往社會不起作用，但農業經濟的穩定性特徵，使功利立場成不了價值趨向的主要觀念。有了士----知愚型，倫理型，責任型的知識份子，就足以滿足這種社會的價值需求。

所以，士在傳統社會裏的主導地位，就不只是知識份子在主導，而是一種特定形態的知識份子在主導。----是知愚型的，倫理型的，責任型的，追求至善的知識份子佔主導地位。

士與今天的「知識份子」不是等價名詞。它們相同內涵只是明理，連所明之理也不一樣。做為知識份子的士，所明之理一是善----向善；二是責任，他們不去為社會承擔義務，盡其職分，又能幹什麼呢？余老先生指出的知識份子邊緣化這一事實，與「知識份子」概念內涵的擴展有很大關係：知識不再只是向善負責的教導，還包含了造就能人，理之能，術之能，技之能，術、技之能本來也不是承擔社會責任的，而是用來滿足需要的，工程家們是不是知識份子？他們原本就應在邊緣上。所以「邊緣」知識的職分不同。

二、關於功利

在中國，近代價值的標誌是不是就是功利？雖不敢肯定，但作用非常清楚。近代是一部國家貧、弱，遭受列強欺凌的歷史，可這都是經驗評價，它揭示的不就是以認識為特徵的專業學問太薄弱太蒼白嗎？要強國、要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要求裡暗含的潛台詞是什麼？是物！是術，是技----堅船利炮紡織機，這是具體的、直接的、有限性的學問，卻又是有用的學問，正是這些有限性學問在方便人類需要，滿足人類生存的舒適方面讓人目瞪口呆。國強民富的願望不自覺地就變成求功近利的觀念，功利觀就以速雷不及掩耳之勢，佔領了價值趨向的主導地位。它造就了上海的繁榮。無論如何也得承認：機械、技術都是知識，不是用於調節人際，提高生命覺悟，卻是豐富方便生存的，滿足需要的知識，是人所不能不依賴的。這種知識本來就是用於財富的創造，不是責任的承擔。近代發生了功利觀對至善觀、責任觀的摧枯拉朽性革命：使傳統的以造就好人為目標的教育向著認識世界創造財富方面急轉，造官教育成為造就能人的教育。創造財富成為觀念的主流。「五四」是否可以標誌了這種轉換的完成？----同時也揭露出這種轉型的盲目：功利觀念是必不可缺少的，但它一葉障目，不顧長遠，不負責於環境，把要求之功孤立在整體之外，之上，為價值為造福而實施的建設在初始上就包藏著破壞。功利只對眼下負責，不可能對根源負責！它不是通過倫而建的理，是以眼下之利為出發點和終極點的。知識的功能就從「造就好人以憂天下」急劇地地轉換成「造就能人以便利需要」。這樣一種轉變的大勢來得太猛烈，以至來不及比較，篩選，反思。

在常識以內，我們能看到共產主義做為一種特定文化的輸入，卻看不到它是在洋槍洋炮對義和拳的功用對比中輸入的。織布機之對於手搖紡車在刺激感官上，是太有力、太生動，無從抗拒。共產主義是被包裹在對現代技術的期望裡，神不知鬼不覺地的引入的。最初它不是做為一種統治文化，而是做為功利觀念裡的一個成份引進的。而且最先傳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經歷了實踐的挫折正處於反省階段的，修正類型的----江亢虎的中國社會黨，比共產黨早了十年，1911年創於上海。這個黨的綱領並不含暴力，是共和學說。只有分析我們民族從傳統向近代邁進時社會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麼，才能探究出正悄悄形成的，急劇彙集的是個什麼觀念。戊戌變法生動地表明的是----要強國！要復興！強國指望什麼？----器，有形的器----利器。能帶來利器的是術，是技----功利。

在全民族的不可扼止的投進功利觀的大背景下，「共產主義」這個功利文化體系被裹挾在其內輸入進來……只求「造就好人」的傳統文化無力滿足強國之需要，它只能用之於人----心，不能用之於物；來不及辯別它對心的建設是否還有必須性。文化的潮流就和它拜拜了。可以說「五四」運動之蔽之弊就是功利觀掩映了倫理觀，陳獨秀所表現出來的開放性的同時也裹挾著破壞性。

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其實是潛伏在一個更基礎的觀念的勝利，是功利的，以造就能人為主流的文化觀對造就好人，責任人的文化觀的勝利。正是這一功利觀的節節勝利中，為共產主義這個功利文化的勝利掃清了障礙的。共產主義是被包裹在剛剛興起的正逢勃著的「自強--功利」觀念裡暗自成長起來的。藉助了概念對理性的先驗，在理性尚來不及辯別它的背景下風行起來。

下一討論：政黨出於見，共產黨卻出於功利。

三、共產主義是一種功利文化！共產黨是個功利集團

如果有馮友蘭那種縱觀全史的能力，除掉所有現象的蔽障，不考察漢以後儒學各派系自身的側重，只看辯論的大勢，就可以看出他們都是想刨一個正宗根據，至於正宗了沒有，咱不去管，但從正宗的願望出發卻是明明白白，「正宗」其實就是最早的原因，第一根據，上樣一種追求第一同的要求決定下的方法論，可以證明傳統文化的特徵是建立在倫理上的。以這樣一種方法上的立場發動的行為即便不一定都善，但它至少不是直觀的，近利的，眼下有效性。漢文化又深又厚，幾經外族的入侵統治也未能對其有所動搖，它反而同化了侵略者----就因它從根出發。在倫理之下才批准行為，對正宗負責也就是對「是」負責，它從理出發而不是從功和利出發，雖不一定能從現象層面看到好處，卻保持了久遠的積好功效。我們的漢文化往往拙於應付眼前事態，臨界危機，這是文明民族反敗給野蠻民族的一個未被揭示的機理。共產主義的入侵能在中國奏效，仍然是據於這一點。

共產主義做為一種文化其根本的本質就是：它是一種功利文化，其思想原則是：只要你需要、你想要，你有這個意志，也就是理由！你的意志就是理由！不需要再去倫什麼理，找什麼正宗根據：你的要求、利益就是根據，它適足地鼓勵了一切有改變自己處境和地位的人，不再猶豫，迅速地行動起來，去爭取自己的目的；它甚至鼓吹只要服從目的，手段上的善惡可以不予考慮，它也就是一種在求功近利上最簡便，不需理由，只需意志和決心的觀念，滿了一切野心家、陰謀家、流氓漢、貪婪蟲們的需要，只從目的出發，掃清了道德善的障礙，也積請了合法燒障礙的以目的為倫理根據，不考察目的的根據性----即埋葬了合後性！是一種只圍繞滿足主體為合法的觀念。

《共產黨宣言》是如何以最近、最簡單、最有效的方式改變自己的地位。它的這一鼓動力卻裡來的？這就是功利義文化對傳統文化的差異：放下我們傳統文化的目的性不談，只考察它的方法論，其實就是----它是倫理的。所謂倫理，就是找出根據，而且是最初始根據，第一因。以支持自己的要求、願望、想法合法。如果追不窮干可靠根據就不能發動行為。為什麼在共產主義的風糜中會嘲諷對一些舊學人愚腐，遺老遺少？就因為他們每有行先考問合污不合法，先倫理。而《共產黨宣言》的要害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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