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良心，實際就是一個人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念，一個人判斷事物的正確與錯誤的底線，英文是conscience，詞義是sense of right or wrong。所謂「社會的良心」， 就是指一個社會的道德底線。說 「知識份子是社會的良心」，是因為知識份子的天職就是探索真理，而他們的本能就是根據自己的知識和思辯，對社會現象做出道德的判斷。雖然 「知識份子」 的概念尚且沒有人人認可的內涵 (可能永遠也不會有)，但位於一個國家學術金字塔頂尖的院士怎麼也算得上是知識份子吧？那麼，一個自然而然的問題就是，中國的院士是「社會的良心」 嗎？
經過仔細研究之後，我得出的答案是，中國的院士不僅不是中國社會的良心，他們根本就沒有社會良心。「社會良心」 不同於「社會的良心」 ，它是指一個人，一個團體對社會的責任感和道義感。沒有社會良心，當然就不會成為「社會的良心」 。事實是，幾十年來，中國的院士為了一己私利，一直在昧著良心，欺騙公眾，欺騙社會。由於他們的特殊地位，以及社會對他們的盲目信任，院士對中國的發展所造成的危害也就十分嚴重。
說「中國的院士沒有社會良心」，可能有「打擊一大片」的嫌疑。不錯，中國的院士群體中，有學術水平高的，有道德修養好的，也有二者兼備的。但作為整體而言，這是一個腐敗的機構。判斷一個群體、一個機構是否腐敗，並不是看這個群體、這個機構的成員中有多大的比例是腐敗的，而是看它是否有一個優勝劣汰的吐故納新機制，是否有一個嚴格全面的自我監督機制，要看它的內部到底是邪能壓正，還是正能壓邪，更是要看這個群體在大是大非面前的集體表現。總而言之，就是要聽其言，觀其行。根據上面的這些標準，中國的院士根本就不及格。
新中國的院士制度開始與1955年，當時稱之位學部委員。從1993年起，中國的學部委員改稱院士，院士人數也在幾年間翻了一番。與之相應的，是院士的學術水平和道德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亦明：中國院士制度的演變)。本系列文章分為三篇，將從不同的角度揭露、分析、批判腐敗的中國院士制度，撕下蒙在中國院士頭上的神秘面紗。中國院士學術水平的問題，不在本系列討論之內。本系列文章只討論中國院士的道德問題。
一 畝產萬斤與餓殍遍野
早在「大躍進」 時代的1958年，中國的學部委員錢學森就在報紙上鼓吹「畝產萬斤」 的可能性。在一篇文章的開頭，他引用了一首民謠：「前年賣糧用籮挑，去年賣糧用船搖。今年汽車裝不下，明年火車還嫌小」。當時河南有的地方先後「創造」了畝產兩千多斤和3530斤糧食的記錄，於是錢委員自問自答道：「土地所能給人們糧食的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我們，還遠得很！」他說，太陽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30%，畝產就可能達到「兩千多斤的20多倍！」（錢學森：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一年後，他的計算又使畝產潛力精確為5.85萬斤。(錢學森：農業中的力學問題)。據說他的文章還真的使毛澤東對下面虛報的糧食產量信以為真，擔心起「糧食多了可怎麼辦呀」 這個問題。(丁抒：《人禍》第四章：吹牛皮亂放「衛星」) 。
從理論上說，錢學森可能並沒有錯。植物如果能夠利用太陽光能的30%，並且植物五分之一是可食用的糧食，畝產量確實可能達到五萬多斤。但在現實中，這兩個 「如果」是明顯不可能的，即使根據現在的科學技術水平來看。而放在1958年、1959年那個已經危機四伏、餓殍遍野的年代，公然大肆鼓吹「畝產萬斤」這套理論，那就是明顯的火上加油、雪上加霜、助紂為虐、為虎作倀。這可能是中國院士喪失社會良心的最早例子。
錢學森先生在五十年代經過長期爭取才輾轉從美國回到中國，在1957年當選為中國第二批學部委員，並在1958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錢先生回國的目的不外是報效祖國，那麼他為什麼會犯這麼低級的錯誤、幹這種今天看來如此愚蠢的事情呢？即使是五穀不分的公子
哥，也應該知道把當時糧食平均畝產從數百斤提高到數萬斤應該是多麼的不可能吧？更何況，從「前年賣糧用蘿挑」 猛升到「今年汽車裝不下」 ，恐怕連小孩子都騙不了吧？在「中國的院士制度演變」 一文中，我曾說過：「政治標準在院士選舉中的實施，使院士成了政治制度的附庸，使他們喪失了社會良心」。 錢學森先生在美國受到麥卡錫反共狂潮的迫害，回到中國後，又耳聞目睹反右運動的殘酷激烈，這些，對他不可能毫無影響。把個人的利益、集團的利益放在了人民的利益、社會的利益之前，是院士社會良心喪失的主因。
除了錢學森，另一個在「大躍進」 運動中喪失了社會良心的是第一屆學部委員、經濟學家薛暮橋。薛暮橋曾任國家統計局局長，並且在中央財經小組工作。他明明知道各地官員上報的數據是假的，但他仍舊指示下屬：「現在大躍進的浪潮誰也頂不住，就按省委意見上報。」(丁抒：《人禍》第四章：吹牛皮亂放「衛星」) 。
「大躍進」造成數千萬中國平民死於飢餓，筆者在此無意計算其中有多少是畝產萬斤理論的犧牲品。今天看來，「大躍進」運動的實質就是愚昧，而當時中國最有知識的人，也就是那些學部委員們，卻沒有利用自己的知識，承擔「社會的良心」 這副重任。相反，他們利用自己的知識、自己的地位來使這種愚昧的行為變本加厲，使愚昧行為穿上」科學「的外衣。應該承認，在那個年代，主動拋棄自己社會良心的學部委員還是極少數的。但絕大多數的學部委員卻通過沉默，被動地支持了這些喪失良心的人。錢學森完全可以保持沉默，但他卻選擇了說假話。其他學部委員應該說真話(當然要冒風險，否則還叫什麼社會的良心)，但他們卻幾乎全都選擇了沉默。可憐的學部委員們，你們為什麼會全部做出錯誤的選擇？
二 「基因皇后」裙下的中國院士
2000年8月25日下午，中國科學院院士、國家基因組北方中心主任強伯勤代表國家在北京長城飯店接受了被中國媒體譽為「基因皇后」的美籍華裔科學家陳曉寧教授的捐贈。同一天，陳曉寧被聘請為國家基因組北方中心分子細胞遺傳實驗室主任及教授。(《北京晚報》2000年8月28日)。據說，陳曉寧的捐贈是一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價值尚無法估量的人類基因克隆庫。此前，中國各大媒體都用大量篇幅介紹了這個陳曉寧。據《北京青年報》的文章：「昨晚10:30，當剛從美國歸來的陳曉寧教授小心翼翼地將一片片活體基因板放入零下86度的冰箱中時，標誌著我國已成為繼美國之後掌握最頂級基因技術的又一個國家。」(陶俊峰：三大基因庫昨日順利運回國內)。北京電視臺在7月8日和7月15日的《中國人才報導》節目就說：「據有關人士粗略估算，她(陳曉寧)現在的身價價值5億元之多。」這些「有關人士」就包括中國的著名教授和院士。
不過，這出鬧劇只上演了不長時間就嘎然而止,長話短說，這個「基因皇后」實際是美國大學的一個實驗技術人員，她帶回去的「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價值尚無法估量的基因庫」實際上花個幾千美元就可以在美國市場上買到。陳曉寧捐獻的真實目的是要為自己的公司造勢，以便進入香港的股票市場。方舟子起草的一篇公開信馬上就把這個西洋景戳破了
其實，中國的院士何止是默不作聲，有的人實際上成了這個醜劇的吹鼓手和廣告牌。那個「代表國家」接受「捐贈」的院士強伯勤還擔任陳曉寧的「博寧基因公司」國內顧問團首席成員，名列第二的是另一名院士吳旻。儘管吳旻院士後來否認與「博寧」的關係，
但那已經是在醜劇敗露之後好長時間了。(吳旻：關於《博寧基因公司宣傳材料》的聲明)。博寧公司國內顧問團的其他成員包括：現任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金力教授；現任中國科學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所長楊煥明教授；國家人類基因組研究中心的瀋岩博導；北京大學的丘鏡瀅、陳珊珊、戴灼華博導；中國醫學科學院的方福德、蔡有餘博導，等等。
到了今天，事情的真相早已大白於天下。這是中國知識界的奇恥大辱，是中國院士對中國社會的嚴重背叛。可是，中國科學院向中國人民道歉了嗎？中國的院士檢討自己了嗎？強伯勤院士受到任何處分了嗎？沒有。一切都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似的，被慢慢遺忘。
六十年代，中國有一個非常有名的話劇，名字叫做「千萬不要忘記」。對，千萬不要忘記！忘記了，醜惡的東西就還會捲土重來。
三 震動世界的「核酸營養」騙局
幾乎與「基因皇后」鬧劇前後腳，中國大陸猛然間刮起了「吃基因補基因」的風潮。印有38位諾貝爾獎得主肖像的核酸營養品廣告鋪天蓋地般地充斥中國的各大媒體，不明就里的老百姓像著了魔似地掏出大把大把的鈔票去購買價格昂貴的各類核酸營養品，其中以 「珍奧核酸」最火，它的營銷點剎那間遍佈全國。2000年10月，衛生部在青島召開「2000年中老年保健國際學術論壇暨中國保健品國際博覽會」，「珍奧核酸基因營養素」獲得唯一的金獎。2001年1月5日，《光明日報》發表署名文章：《讓生命核酸造福人類－－記我國著名基因科學家、大連醫科大學博士生導師崔秀雲教授》。在這篇採訪報導中，這個著名的「基因科學家」竟然得意忘形地把自己「發明」的「生命核酸」吹噓成當年秦始皇到處尋找的「不老仙丹」。
學過大學本科程度生物化學的人都應該知道，人類的食物中含有四大類高分子化合物，它們是：蛋白質、核酸、脂肪、碳水化合物(主要是澱粉)。這些化合物質需要在人的腸胃分解成組成它們的單體或小聚合體，然後才能夠被人類吸收利用。所以，儘管你吃的是蛋白質，但被吸收利用的卻是氨基酸；吃的是核酸，被吸收利用的卻是核苷或核苷酸。由於這四大類物質在普通食物中大量存在，並 且人體細胞本身具有生物合成能力，所以只要飲食正常，幾乎沒有人需要單獨進補蛋白質或核酸。打一個簡單的比方。一個人可以選擇吃米飯，也可以選擇把他要吃的米飯用物理化學方法分成蛋白質、核酸、脂肪、碳水化合物，然後把它們分別裝入膠囊。到底是應該吃米飯，還是應該吞食膠囊？如果沒有病，一個人選擇後者的原因只能是愚昧。而教唆別人選擇後者的人，如果不是愚昧，一定是一個想要從中牟利的騙子。
「核酸營養」案的炮製者就是這樣一群騙子。
不過，儘管「核酸營養」 案涉及的知識成分和知識水平遠比「基因皇后」案低得多，但要贏得這場戰爭的勝利卻令人驚異地艱難。這場戰爭前前後後持續了近一年，雙方你來我往大戰了數個回合，真可謂一波三折。交戰的一方是幾個手無寸鐵的文弱書生，而另一方則是包括國家衛生部、中國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會、「中國保健科技學會」在內的強大勢力。需要特別提請讀者注意的是，這個衛生部就是在今年的SARS風暴中隱瞞疫情的那個衙門。
中國的院士在「核酸營養」 大戰中都幹了些什麼？自稱「對醫學可以說是一竅不通」的中國科學院院士、老院長盧嘉錫曾在1995年給一本宣揚核酸營養的書《正分子核酸和代謝療法》寫了一篇序言，「祝願正分子醫學及其分支核酸代謝療法，在中國得到比較健康順利的發展，茁壯成長，迅速開花結果，為人民健康造福」。 這篇幾百字的序言被他的兩個學生楊秉淵、王中侃在五、六年後拿出來大肆炒作，在中國報刊上廣泛刊登。另一個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員張樹政則在「核酸營養」的研討會和聽證會上公開為「核酸營養」辯護。(方舟子：我控訴：中國生物化學界專家向公眾做偽證)。這就是中國院士的表現。
倒是外國的科學家敢於主持公正。2001年3月1日，《自然》雜誌刊登一篇評論中國科技現狀的文章，提到了中國的「核酸營養」。這篇文章雖然沒有正面對「核酸營養」提出批評，但已經十分明顯地暗示了對它的不屑，這從文章的題目，「中國的希望與炒作」 (China's hopes and hypes)，就可以看得出來。[Nature 410, 1 (2001)]。另外三名諾貝爾獎獲得者，美國的戴維．巴爾的摩 (David Baltimore)、保羅．伯格(Paul Berg)，和瑞士的維爾納．阿爾伯(Werner Arber)也先後在不同場合表示核酸沒有營養價值。(碧聲：諾貝爾獎獲得者否認核酸營養)。2001年8月10日美國《科學》雜誌發表新華社記者蕾的文章：「中國：生物化學家發動反對道德敗壞的網上戰爭」。(Lei, Xiong: CHINA:Biochemist Wages Online War Against Ethical Lapses)。 至此，這場令中國科學家丟人現眼的戰爭才出現了根本性轉折。8月24日，《南方週末》發表李虎軍、朱鵬程的文章：「鄒承魯：『核酸風波』不是學術之爭」，這是中國的院士首次在這場大戰中站在正義的一邊。此時，距離戰爭爆發已經八個多月了。10月，中國生物化學學會制定「家規」：「學者不得為商家當『托兒』」。(薛暉：學者不得為商家當「托兒」)。
核酸營養品雖然目前在中國還沒有完全銷聲匿跡，但也可以說是氣息奄奄了。現在看來，當時如果沒有方舟子挑起戰端，沒有外國誌願兵的參戰，中國的老百姓可能直到今天還在受騙，而那些科技騙子也就會成為世界級的富翁。中國人養活了上千人的兩院院士，可最終卻要身在國外的科學家來充當中國社會的良心。中國科學家自己的社會良心哪裡去了？
四 小結
中國蒙學經典《三字經》中有這麼幾句話：「犬守夜，雞司晨」、「蠶吐絲，蜂釀蜜」，意思是說，每一種生物在這個世界上都有自己的功能和職責。在人類社會，當國家受到外敵的侵略時，軍人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奔赴前線，保家衛國。當一個社區不幸失火時，消防人員也必須奮力搶救受害人的生命和財產。做不到這些，就是失職，輕者要被開除，重者要受到法律制裁。
在人類社會，科學家的責任，除了在實驗室中從事自己的研究，還應該包括向社會傳播科學知識。而院士的職責，就是要在大是大非面前，代表科學界表明自己的態度。可是，從50年代的大躍進，到21世紀的兩起特大科技欺騙案，中國的院士不僅沒有表態(或及時表態)，沒有站到正義的一邊(或及時站到正義的一邊)，沒有保護社會和人民的利益，相反，他們還參與其中、推波助瀾，使本來非常愚蠢、簡單的把戲變得錯綜複雜，高深莫測。
為什麼科技行騙在中國這麼盛行？因為它每每能夠得逞。
為什麼科技騙局在中國容易得逞？因為中國的院士沒有社會良心！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見義勇為、扶弱濟貧，這些不應該是科學家的基本道德嗎？退一萬步講，一個人也應該懂得知恩圖報吧？中國 封建社會的士大夫還知道，他們受著朝廷的俸祿，就應該為朝廷盡忠。2000年，針對有些人利用人類基因組計畫的聲勢炒作「核酸營養品」，美國人類基因組計畫負責人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公開出面，抨擊這些商業陰謀，要求美國科學家走出實驗室，像公眾傳播關於基因的知(http://www.wired.com/news/print/0,1294,36328,00.html)。在歐美社會，偽科學之所以站不住腳，主要原因就是科學家憑著自己的良心，敢於、勇於出頭露面，表明自己的立場。可看看中國的院士，他們享受著人民給予的至高無上的榮譽，享受著只有極少數高級官員才能夠享受到的待遇，可他們卻不僅不設法報答人民，為人民服務，卻在人民受到科技騙子危害時，裝聾作啞，甚至參與其間，從中謀利。我不禁要問：院士們，你們的良心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