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利益之上的當下中國，由於正統意識形態的全面衰落，政權本身及其官員皆變成經濟動物，專政機關對異見者大都有軟硬兩幅面孔，並基於利益計算而對不同的對象採取區別對待，實質上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歧視。霸道蠻橫是一面，特別是對不知名的大眾，他們很粗暴很生硬且缺少起碼的職業道德；低調懷柔是另一面，特別是對著名的異見人士和自由知識份子時，他們往往顯得客氣開明且有職業教養，用他們自己的官話講，就是有政策水平有法律修養。他們不再相信自己執行鎮壓命令的道義正當性，也知道自己的社會角色讓百姓反感，所以，他們在執行一些鎮壓的命令時，不再講革命的大道理和唱意識形態高調，更不想靠強硬的恫嚇來改變被管制者的思想，而是以威懾、說服、感化和收買的多管齊下。
首先，動用所有執法者慣用的威懾策略，而且為了使威懾的猙獰面目變得柔軟一點，他們不會用直截了當的威脅語氣說話，而是經常做出朋友式的關心姿態，他們會說：「我們打交道已經很長時間了，彼此瞭解，甚至可以稱為朋友。不管你是否願意承認，反正我是把你當作朋友。對你說的都是心裏話，就是希望相互理解，相互配合，爭取一個雙贏的局面：我不難為你，你也別給我添亂，雙方都有迴旋餘地，都能掙口飯吃，對個人對國家也有好處。」而這種朋友式的心裏話所表達的仍然是威懾恫嚇：「如果你不配合，別怪我不夠朋友。」
其次，他們大講「依法治國」和「惡法也是法」的道理。他們會說：「我們不想改變、也自知改變不了你的思想，你可以堅持你的思想，但我們必須依法辦事。除非你有能力改變目前的法律──當然，我也希望改革這樣的法律──但在沒改之前，哪怕它是惡法，但惡法也是法，我就必須執行。再說了，對於社會穩定，惡法下的社會秩序，總要比無法可依的混亂好多了，文革時期的打砸搶盛行，就是徹底砸爛公檢法的結果。」
第三，大講警察所要信守的職業道德，「拿人錢財替人消災」是他們經常拿出的理由。他們會說：「如果我不執行上級命令或法律，就是執法犯法，也違反職業道德，你們不是也很反對執法犯法，很講究遵守職業道德嗎？作為朋友，如果我們顛倒一下現在的角色，你穿上我這身皮（警服），你會怎麼做？」言外之意是：我們這樣做與我們個人無關，而僅僅是職業使然。
最後，經常用自己的飯碗來獲取被管制者的同情和理解。大講這個職業對他們個人生計的重要性，而且講得最動情最誠懇：「我也是一普通人，也要吃飯，也要養家餬口。干警察像干其他工作一樣，說到底就是謀生的飯碗。如果我不這樣，我就等於自砸飯碗。不瞞你說，我老婆已經下崗，孩子剛讀中學，全家就靠我一個人的這點工資……」
以上策略，基本上是訴諸於利益的說辭，執法者意在告訴被管制者：我們在觀念上沒有分歧，即便有分歧我們也不在乎。只因為我的職業是警察，更因為我幹這行是為了養家餬口，這身警服就是我的飯碗，你總不能一點同情心都沒有，專幹砸別人飯碗的勾當吧。而且，如果你不配合我們的工作，最後還是你自己吃虧。
由此可見，沒有原則和信念的犬儒主義聰明，在今日中國已經氾濫到何種程度，不僅精英們輕車熟路，而且執法者們也玩的駕輕就熟。表面上看，如此剛柔相濟的雙面，與鬥爭哲學的單一面孔相比，也是一種進步，起碼不那麼猙獰、殘酷性有所降低。然而，作為恐怖政治下的生存策略而言，二者恰恰是同一譜系中的孿生子，毛澤東時代的殘酷鬥爭早已摧毀了社會的道德底線，每一次政治運動都是野蠻和殘忍、下流和猥瑣、謊言和背叛、自私和仇恨之人性邪惡的大爆發，也都是人性墮落的積累，數不清的大小政治運動使全社會的不講道德積累成日常的習慣性行，且都曾受到來自最高領袖和制度本身的鼓勵。
所以，早在被左派們視為道德聖境的毛澤東時代，我們就習慣了說謊、背叛、仇恨和暴虐，習慣了一切皆由領袖、黨和國家負責的生存方式，誠信、愛、同情和個人責任感便無從談起。進入小康時代的，它又在新一輪的金錢夢中得到隨心所欲的發揮，政治無恥用之於商場就是全無商業道德，惟利是圖的犬儒和不擇手段的厚黑，也就必然成為現在大陸社會的道德現狀，全無信譽的道德混亂和文革時期全無自律的打砸搶造反行為，其內在精神乃一脈相承。換言之，只要獨裁政治不變，無論是殘酷鬥爭的政治化時代，還是鼓勵發財的經濟化時代，培育仇恨和陰謀，鼓勵說謊和無恥，造就懦弱和暴虐，縱容無賴和狂妄，養成自私和無責任感，也就不會有根本的改變。
（轉載自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