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在地鋪上的辦學人
今年43歲的鄒永安，出生於江西省萍鄉市，1981年考入東北工業大學，畢業後分配到上海工作，4年後回到家鄉在一所學校裡搞後勤工作。在此期間，他有半年時間參與基層搞扶貧工作，親眼目睹了大量的流動人口的子女失學。他從孩子們一雙雙期待的眼神中看出了對知識的渴望，用他自己的話說，當時他就已經有了出來辦學的想法。然而，真正讓他走上這條道路的，則是兩件看似偶然的小事。
1998年，在一次社會調查活動中，鄒永安問幾個在路邊撿垃圾的小孩「想不想讀書？」孩子們有說想的，有說不想的。他又問「讀書之後做什麼？」時，很多小孩就茫然了。在沉默了很久之後，他們怯生生地說出了自己的答案。他們的答案大致沒有超出他們父親的職業，殺豬匠的兒子長大想當殺豬匠；建築工的兒子長大想當建築工。這些都是由他們的眼界和常識決定的，沒有人將更大的世界展示給他們。正當他為這群髒兮兮的小孩子的答案難過的時候，有一個黃頭髮小女孩說出一個讓他一生都難忘記的答案。她說：「我長大要當警察！那樣的話，我追媽媽時，就可以不跑那麼快！」
小女孩子的媽媽是個水果小販，常在市容糾察臨檢的時候摔傷。她的答案，讓鄒永安在多年後向筆者講起時眼裡還泛著淚光。
另外一件，則是1999年，在開往昆明的火車上，他的錢包和所有值錢的東西都被幾個十幾歲的小扒手偷走了，口袋裡只剩1元錢，這使得他凍餓交加地在火車站流浪了三天。在這三天裡，他想得最多的，便是流動人口的子女教育問題。很多國家的經驗都表明，移民的第二代對社會治安的影響會起很大的作用。而如何引導他們，使之向積極的方向發展，沒有任何一種方法比教育更有用。他為自己這個餓了三天的流浪者想出了一個肉食者謀之的大問題而驚詫不已。
就在這個時候，昆明官渡區一所流動兒童學校招聘老師，鄒永安去應聘，並順利入選，月薪200元。在這裡，他的教學才能和管理才能都得到了展示，最重要的是他在這裡認識了當時這所學校的投資人，即現在他的合夥人馮平。
一年後，鄒永安和馮平來到成都，他們花了一年的時間，一邊打工一邊對成都流動人口集中的九眼橋、火車北站、火車南站、紅牌樓、洞子口、紅花堰等地進行調查。發現成都市外來打工人員中舉家進城的相當多，有成千上萬的打工者子女因城市求學門檻太高而無法讀書，成天遊蕩在社會上。沒有人專門針對這一批孩子辦一所他們上得起的學校。
經過權衡，鄒永安將目光鎖定在流動人口密度最高的成華區青龍鄉紅花堰和荊竹村兩地。從租房到購置教學設備，10萬元的啟動資金很快就消耗殆盡。妻子因為他太固執而離開他了。但好在家鄉的父母和兄妹都很支持他，經多方籌集了近50萬元，租校舍，買設備，聘請老師。直到2002年元旦，一所能容納500名學生的學校終於辦起來了。他為這所學校取名為「揚帆小學」，他想告訴民工小孩子們，無論我們的帆多小，但我們都要有出海的夢想。
開學第一年共招學生350名。所收的學費基本不能維持學校的運轉。在這期間，除了拚命想辦法籌錢之外，鄒永安惟一能做的便是像自虐狂一樣地節省自己的開支，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他都睡在地鋪上，吃豆腐乳下飯。以至於成都的一些媒體在報導他時，常常以「睡在地鋪上的辦學人」作為標題。
打著原罪烙印的民工學校
在中國的城市裡，有很多東西生來就打著原罪的烙印。比如專門為民工提供住宿的民工村；比如外來人口自發聚合在一起的破爛一條街；以及那些專門由外來人口和下崗人員經營的夜市地攤，還有無牌經營的各種運輸工具。他們使城市原有的秩序受到了衝擊，他們從出生那一刻就背著非法的名分。但可以肯定的說，這些東西背後緊緊相聯的，都是弱勢人群的利益。而民工了弟學校，正是這其中重要的一員。
2003年7月10日，筆者來到位於成都北郊青龍鄉紅花堰的「揚帆民工子弟學校」，和最初的揚帆小學不同，現在這裡已經有了初中班，而且學生人數已達到1600人。
紅花堰離成都最繁華的春熙路商圈直線距離約5公里，距離成都最熱鬧的火車北站2公里，在離它不到一站的地方，就是西南最大的物流中心「荷花池」商品批發市場。然而，就是在這個地方，時光好像向回倒流了二十年。在這條石棉瓦小青瓦和一些歪歪倒倒的農家小樓組成的街道上，凌亂地開著各種便宜肉鋪滷菜館和低檔理髮店。還有一些隨時面臨被取締的小藥房，這些藥房大多沒有許可證，但賣出來的藥很便宜。
揚帆學校就開在這條小街的盡頭，校門正對著的，是一家破爛回收店。在學校的側後方，是一家蜂窩煤廠，一臺老式的煤機每天都轟隆隆地拚命生產著城裡人們早在十年前就不用的煤塊。這兩家小廠子也是屬於城市市容和環保部門明令取締的項目。
學校是由一座倉庫改建的，3畝多地的面積緊湊地擺放著幾十間教室和教師的宿舍。中間是一個簡易露天籃球場，球場的兩頭是七張像洗衣臺一樣的水泥乒乓球球臺。當時氣溫約攝氏30度，孩子們有的在烈日下玩著乒乓球，有的則在廁所前面的水管裡玩著自來水。學校薄薄的圍牆雖然不足以擋住處面一陣緊似一陣的機器轟鳴聲音，但也將外面雜亂而紛繁的景象暫時隔在了小孩子們的視野之外，對於他們來說，這個小小的世界也幾近天堂了。
在學校二樓最角落的一個十幾平方的校長室兼教務室兼廣播室的小房間裡，我第二次見到了鄒永安。與去年7月1日他作為成都市首家取得社會力量辦學許可證的民工子弟學校辦學人時的歡快不同，此時的他臉上更多的是寫著憂慮。我們不可避免地談起了20天前他被拆掉的那幢非法建築。
對於鄒永安來說，「非法」二字對他來說早已是一個和他的名字一樣熟悉的詞了。從他辦學那天起，這個詞就如影隨形地跟著他。
就在2002年2月辦學之初，揚帆學校的兩個教學點一共招到了350名民工子弟。開學不久，校園裡就來了一幫人，他們說：「不允許你們辦這種低條件的學校，不允許你們給我們抹黑丟臉！要辦就到阿壩（四川最偏遠的少數民族地區）去辦！」但吵鬧聲很快被學生們的讀書聲壓了下去。
之後不久，一紙行政處罰事先告知書送了下來，稱：未經教育部門批准同意，擅自辦學，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社會力量辦學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將進行處罰。一週後，新的通知又來了，撤消「揚帆小學」；責令一週內退還學生費用；處罰款8萬元。此舉引起學校學生家長們的強烈反應。
鄒永安說，辦學幾年，他最深領會的一個詞就是「泥牛入海」。他說，誰都知道，如果沒有有關部門的批准，貿然投資意味著什麼？但問題是，他們通過合法渠道提出的申請或者申訴，很多時候都是以泥牛入海的姿態一去不回的。對於某些城裡人來說，外來人口子女的讀書問題或者外來人口本身的其他任何問題都是很不情願強加給他們的問題。因此，處理這些問題，再沒有比一律取締更簡單更省力的辦法了。於是，他們也選擇了大多數民工學校最常用的存在方式－－非法辦學。
但就在這個時候，「兩會」召開，依照慣例，每一屆兩會總有一些中心精神。而這一年的中心精神之一，就是關注弱勢群體的利益。各地照例要選一些典型事來作為響應。而民工子弟學校問題，恰在這個時候出現瞭解決的良機。當地主管部門在考察了本地實際情況，發現本區域入學適齡的外來人口子女超3000人，而該區域內原有的兩所公辦學校能容納的只有2000多人，還有近千人的缺口需要填補。而民辦的民工了弟學校恰好填補了這個空當。於是，經過再三考核，並簽訂了內容包括「學籍、財務、人事等統一由鄉上管理；每個學生按人頭向銀行繳納保證金；以及不得以任何方式與當地公辦學校爭奪生源」等只有民工子弟學校才會有的限制條款的辦學合同。這之後，成都市第一家合法的民工子弟學校終於降生了，此事引起眾多媒體的關注和喝采。
建一所「不像民工子弟學校」的民工子弟學校
從2002年7月1日取得合法辦學資格之後，在短短一學期以內，學校由最初的350名學生，一下子暴漲到1600名。這種讓人感到可怕的超常規發展是鄒永安和他的所有同仁始料不及的。民工子弟們之所以拚命往這裡擠，其原因並不僅僅是因為他們這時不收公辦學校要收的「寄讀費」，後來，公辦學校因時勢之迫，也取消了「寄讀費」，卻並沒有改變學生向揚帆學校轉移的局面。即便在收費基本相同的情況下，民工們還是願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揚帆來，因為他們覺得這是自己的學校，在這裡，所有的孩子都平等都不受欺負。
除此之外，還有一點，也使很多民工子女選擇了揚帆學校，那就是揚帆學校的學費可以緩繳。如果實在遇上經濟太困難的，學校還讓學生免繳學費。這對於別的學校是難以想像的。在校長辦公室，我看到一大疊花花綠綠大小各異的紙，上面歪歪扭扭寫著各種顏色的字跡，這些都是本學期貧困學生家長們寫來要求緩繳和免繳學費的請求書，一共有55張。這些紙片表明，在這所民工子弟學校裡，有二十五分之一的學生沒有按時繳學費。欠款最長的有二年了。
隨意翻開那些寫在煙盒和水泥紙上的申請，我們能看到這樣一些信息：
劉歡 五年級四班 內江市人
父母離異後丟下他便不知去向，至今由63歲的奶奶代養，年邁多病的奶奶靠做一些手工活維持生計。哪裡需要做手工活她都去，現在她做的是理紗的工作，一天不停的理能夠理上1公斤-3公斤，0.5公斤8毛錢，一月下來能掙100元左右。
張燕 四年級一班 中江縣人
張燕的爺爺因癱瘓用去了家裡僅有的一點錢，同時還欠下了4000多元的農業稅。全家靠父親干苦力挑起全家的生活，她的父親在荷花池幫人背包平均一天下來能掙4元-5元。
袁帥 袁成 三年級 井研縣人
他們屬於特困戶，家裡的主要經濟來源是靠殘疾的父親每天蹬三輪車維持，母親由於文化太低至今沒有找到工作，在家裡料理家務。由於無牌照他們的三輪車被繳，父親一籌莫展。
王雪麗 三年級四班 金堂縣人
原本家庭就不幸的她自己又有一隻眼睛失明、一隻耳朵基本失聰。她的媽媽長期因病臥床不起，爺爺也在醫院照顧媽媽，家裡也欠下了一筆不小的債務，王雪麗的生活主要靠51歲的奶奶揀垃圾維持。
李燕林 學前班 金堂縣人
雙腿殘疾的父親每天靠開火三輪撐起整個家，母親得了乙肝，長期吃藥已欠下了五六千元的債務。
楊洋 三年級 綿陽市人
一次意外使他失去了雙臂，為了能讀書寫字，一年前他開始學習用腳寫字，平時他上學包括吃飯、上廁所都得有人照顧，實在沒人的時候他只得跑回家。
何美林 一年級 內江市人
在一群孩子當中她最突出，因為她已經10歲了，高高的個子卻還在讀一年級，她的父親在農村種莊稼，媽媽去世了，現在她和老師住在一起，每月靠姨媽寄來的100元生活，這學期的學費是她的蔡叔叔資助的。
曾霞 四年級 金堂縣人
父親因一次礦難折斷了一條腿，現在主要靠做小工（造水泥）養活一家3口，母親因病去世，兩姐妹均在上學，家裡已欠下八九千元的債務。
胡建秋 胡婧 四年級 溫江區人
父親做生意虧了本後便不知去向，母親也因此被氣死，至今骨灰仍未安葬。他們的生活主要靠62歲的爺爺支持，爺爺的生活來源靠他的二兒子每月給的200元生活費，爺孫三口過著節衣縮食的生活，爺爺告訴他，自己已實在沒能力供他讀書了。
盧新蕊 二年級
由於車禍，盧新蕊至今仍躺在醫院裡，需要花上好幾萬元的手術費，家裡已經負債纍纍，父親靠打小工維持生計，母親沒有工作。這突如其來的災難對於一個困難的家庭無疑又是雪上加霜，但盧新蕊並不知道自己的病已經用去家裡惟一的積蓄，她最想的就是回到學校裡來。
……
很難想像，一個民辦的小規模學校靠什麼樣的勇氣和信心把這一大堆的苦難故事接受了下來並硬撐看走了下來。而當面對筆者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鄒永安有些動容地說：一想起那些小孩子，踏入人間才幾年的時間就要承受那樣的苦難，就要在人生最有希望的童年時期對未來徹底絕望，他常常夜不能寐。在這時候，他就有了些奇怪的想法：一定要把這個民工子弟學校辦下去，讓更多的貧困小孩子能讀上書。不僅如此，還要努力把這個學校辦好，辦成一個不像民工子弟學校的學校，讓民工們的後代能不在「民工」這個烙印裡生活下去。
其時，他的民工學校其實剛剛收支平衡，他也剛剛從地鋪上搬到了有床的出租房裡。但一種強烈想建一所新學校的衝動成為他一個揮之不去夢想。他清楚的知道，這個夢想對他來說是奢侈而不現實的，但他卻無可救藥地開始做起這個夢來。因為，他曾經太多次看到自己學校裡的學生們無限嚮往地問：「鄒校長，我們什麼時候也能坐上像城裡孩子們坐的那樣的教室啊？大小一樣，而且有塑膠跑道，還有花圃。」
這些問題無一不讓鄒永安難過，因為直到現在，他用租來的倉庫隔起來的34個教室連大小都不一致，幾乎沒有一個標準的教室。孩子們問他的時候那些殷切的眼神無異於在剜他的肉。因為他知道，對於這些民工子弟們來說，和城裡孩子們一樣幾乎就成了他們的一種心病。
終於，他還是把這個折磨著自己的想法對合夥人馮平講了。馮平對此持反對的態度，因為學校現在的經營狀況是很艱難才支撐著的，而且，在未來命運並不明朗的情況下貿然加大投入很可能將自己陷於危險的境地。
經過鄒永安的再三勸說，加之「建一所不像民工子弟學校的民工子弟學校」本來也是馮平的夢想，在猶豫再三之後，馮平同意了。兩人於2002年8月開始向上級有關部門申請修建新學校，並各自回老家，對親戚和朋友們進行了一次地毯式借錢行動。經過說不清的多少艱苦努力之後，他們籌集到約200萬元錢，他們預算，用一半來修教學樓，一半用來買新課桌、教具和塑膠跑道。辦一所真正的不像民工子弟學校的學校。
建設夢想使他們受傷
他們花了12萬元錢在離原校址一里多的地方租下了12畝土地，但是他們的建校申請卻以慣常的泥牛入海姿態一去不復返。一連幾次申請不果。有人點撥說，這方圓幾平方公里，你看有幾幢房子是辦了許可證的？你在自己租的地方修房子，誰管你啊！
在房子被拆掉之後的十幾天裡，鄒永安一直痛苦地後悔，他自己當時修學校的心太切，放鬆了自己頭腦中的那根弦。讓他放鬆的原因，一是租給他土地的公司單方面承諾「什麼都可以修」；而另一方面，則確實因為周圍亂垮垮的東倒西歪毫無規劃的建築給了他信心。他想，自己本來是修學校，也是做好事。另外，他還想：如果政府今後規劃要用這塊地，我再拆掉也不遲，畢竟可以讓孩子們用幾年新校舍啊。
按當地有關規定，要取得合法的建築許可證，必須取得建築用地的使用權，而不是租用土地。以民工學校的經濟實力顯然不可能買得12畝地的使用權。這使得鄒永安的建校夢從最初就在危險境地上徘徊。然而，還有比這個更大的危險他並沒有察覺，那就是他的學校過於迅猛的發展。按照有關部門的設想，他只是作為替補，填補兩所公辦學校容納不下的生源。但是，他在一學期之內就改變了這樣的局面，已大大地威脅到公辦學校作為主流的格局。即便如此，也並不可怕，只要他按當地有關部門的暗示，每個學生抽100元錢上繳，也不會有太大的危險。但不諳世情的鄒永安卻沒有這麼做，不僅沒有這麼做，他甚至連教育部門推銷來的教材以及當地派出所攤下的保安費用也不接受。這樣做的後果無異於盲人騎瞎馬。鄒永安說，他不是不懂事，而是如果這些雜七雜八的費用他悉數都接受了，他辦學可能就沒事，但辦學成本將大大提高，民工子女們的教學費用將大幅度提高，他的學校也沒什麼優勢可言了。
就這樣，鄒永安這個世俗的盲人騎著瞎馬一路走著。其間他也努力爭取過，他們一次次把地質勘測材料和教學樓施工圖紙送到有關部門的有關人員手中，但對方根本不看。大家似乎在等待著什麼。
三個月的施工期其實很短，就在鄒永安暗自慶幸教學樓即將竣工的時候，一紙責令限期改正決定書送了下來。這是意料中的事，也是有關部門按照相關法律做出的決定。但因為暗合了不久以前有人無數次在鄒永安面前說的「你修什麼都可以，修學校就一定要拆」的說法。這使得鄒永安有一種難言的憤懣。他想：我無非就是想修一所學校？難道這成了多壞多壞的事情了？如果真要拆的話，這方圓幾公里的房子起碼要拆掉80%。
在此後的十多天裡，他一面想辦法向上級部門申訴，一方面在暗暗祈求老天爺，因為在他辦學幾年的經驗裡，他已經無數次「非法」過。前幾次封校的行政處罰書也使他面對過同樣的危機，結果都出現了一些轉機。這也可能是他對那幢非法建築存有的最後一點希望。他暗暗在賭：他在賭有關部門的決策人們的不忍。因為他這樣像孤兒一樣的民工學校辦學人還是會引起一些公務員的感動或同情的。
然而，這一次他的運氣沒有一年前那麼好。而且恰好又遇上本月是「成都拆除違章建築月」，他這個佔地12畝建築面積達數千平方米的非法建築顯然可以成為一個重大的拆違成就寫進報章和工作總結的。因此，6月20日，上百名執法隊伍和四臺推土機來了，由於事先將鄒永安和馮平帶到派出所，又有人控制了學校校門，樓拆得異常順利。工地上甚至沒一人聽見一聲哭聲。只有很多學生家長遠遠地站在遠處流淚……
當天，成都市的所有新聞媒體接到通知，對此事不做報導。
這一天，鄒永安的心都快痛碎了。
不是結局的結局
收拾了大樓的殘骸，把欠修房民工的工資結了。鄒永安於6月23日趕往北京，他來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和教育部主管社會力量辦學的相關部門，陳述自己發展無門的痛苦。他準備的材料和照片引來相關同志們的同情和安慰。但大家除了表示同情和安慰之外，也愛莫能助。因為，畢竟他修的是一幢非法建築。然而，就這樣，也讓鄒永安感到溫暖了，因為作為現在的他，哪怕是一個同情的眼神也是他所感激的。
令他感激的還有他學校裡的70多位教職員工，在學校遭遇到沈重打擊的時候，他們自發開會，表示支持鄒永安把學校撐下去。
令鄒永安感動的還有一些學生家長，他們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向學校表示自己的支持。他們有的冒險溜進拆樓現場，拍下了拆樓的場景。他們有的借錢把拖欠的學費補上。一位幾十年沒拿起過筆的老鞋匠用煙盒寫來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首詩《揚帆之歌》，詩中很樸實地寫著：揚帆，揚帆；勵（歷）盡艱辛，樹起旗桿；頂著狂風，踏在浪尖。壓不倒你的是困難，阻不住你的是高山……
很多學生，用自己的作業本做成明信片，送給鄒永安和老師們。
在拆樓後的十幾天裡，又有42名學生來到揚帆學校來報名，他們說，如果沒拆樓，他們也許不會來……
鄒永安又開始奔忙了，他要在開學之前，在拆掉的違章教學樓原址上，修一些合法的簡易房。他說，看來民工孩子們坐簡易教室本來就是命定的……
截至筆者採訪這一天，他們已送出去兩星期的申請建簡易房的申請還沒得到答覆，而一紙要求將社會力量辦學許可證正本、副本交回教育局進行審核的通知卻讓他們心驚膽戰地送了下來……
採訪後記：
關注城市移民「第二代」
在對鄒永安的民工子弟學校的數次採訪中，感受最深的，便是城市移民「第二代」，這些跟著父母從鄉下來的孩子們眼裡總是充滿了疑問，他們總愛問的一句話就是：為什麼我們和他們不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