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外界對中國改革的觀察始終忽略了體制調整與制度變革兩者的不同。中共提政治改革，一直限於黨政分開、行政體制改革、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等，這些都只是原有制度下的結構調整。而中共堅決拒絕的開放報禁、普選等才是真正的改革及調整制度本身。以報業改革為例，所謂報業與黨政脫鉤，實際上只是體制內的結構調整。中央講不干預媒體的具體運作，但仍然堅持對社長、總編輯等媒體高層統一管理，其控制媒體的本質並沒改變。
之所以要進行報業改革，只不過是因為黨政機關承辦大量媒體，負擔實在沈重。去年，全國共出版各類期刊9,029份，報紙2,137份，由國家機關負責盈虧。中共報業改革的真正目的就是要甩掉這些包袱，減輕財政負擔。按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所長喻國明的估計，將有3,900多份期刊及930多種報紙在獨立經營之後會被市場淘汰。在財力衰竭的情況下甩包袱，這才是報業改革的真實目的。對於政治改革也好、輿論監督也好，都風馬牛不相及。所謂改革，本來不過就是中共為一些不得已而為之的政策調整而塗抹的彩裝而已。如果真正要進行新聞改革，開放報禁、允許民間辦報是首要的標準，這一點做不到，談輿論獨立就是空話。
在目前的大陸，不要說開放報禁，就連開放言論尺度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就在中共大肆宣傳報業改革的同時，當局對網際網路上言論的管理卻一再收緊，不斷有人因在網上發表異議言論而被捕。因發表"中國七大噁心"一文而被下令整頓的《北京新報》，原以為用停刊整頓、深刻檢討等辦法，可以暫時抗住壓力，但最近也被中共宣傳部下令撤銷刊號，停止出版。如果說中共的報業改革是為了開放輿論，難道做法上會如此自相矛盾嗎？
報業改革如此，其它方面改革也是一樣，真正從制度變革上調整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確立民主制度是一回事。為了穩定統治基礎，被迫性地進行政策調整，則是另一回事。二者大相逕庭，外界不可不明察。
(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評論員王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