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在新聞發布會上的發言，宣布了政府對於污染企業整頓力度的加大，這固然是一件值得慶祝的好事。然而，我們在為政府加大治理環境污染問題的力度而感到歡欣鼓舞的同時，心中依然存在著諸多疑問：這次高強度的集中治理能夠持續多長時間？這種集中治理的效果究竟如何？治理之後環境污染問題是否能夠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客觀的說，中國政府對於環境保護問題是相當重視的，一部部有關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和管理條例不斷制訂。但環境污染之所以不斷惡化，其根本原因就在於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根本無人遵守，不僅如此，甚至國家確定的一些環保工程項目資金也被地方挪作他用。國家環保總局局長解振華於2003年7月3日曾經向媒體透露：當前，國家重點環境治理項目－－「三河」、「三湖」（即淮河、海河、遼河和太湖、巢湖、滇池）等重點流域的污染防治項目進展緩慢，目前仍有超過6成的項目尚未動工，污染防治工作亟須快馬加鞭。據瞭解，到2005年底，「三河」、「三湖」流域應建成1500多個治污項目，而目前只完成了247個，佔應建項目的16.3％；在建項目310個，佔20.5％；尚有954個項目未動工，佔63.1％。河北、安徽和河南三省的治污項目建設進展十分緩慢。從這個例子不難看出，中國環保領域存在的問題，不是「無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
國家法律法規無人秩序，國家下達的治理環境污染的任務無人理會。
為什麼會存在「有法不依」的現象？法規制定了卻不能執行，這其中既有「利益博弈」的因素，也與缺乏一個完善的執法監督體系有關。
那麼，究竟讓誰來監管法規的執行呢？依靠政府機關的例行檢查顯然是不行，國家每年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不同程度地影響了執法機關的正常工作，同時付出的執法成本也非常高。而那些製造污染者容易對這種集中清理整頓摸清規律，來個「你來我停、你走我開」，這也正反映了集中清理方式的另一個侷限：因為時間、人力、物力等各種限制也不可能對所有問題徹底清除，許多問題可能復發。
因此，要想對這些污染企業進行根本性的治理，最關鍵的就是具備一個長期的，低成本的監督體系。就目前的社會發展來看，從事環境保護的民間社會團體，在我國稱為環保NGO，是充當這一監督體系的最佳人選。據報導，在這方面，美國給我們提供了非常成功的範例：1992年，美國已有大約1萬多個各種各樣的非政府環境保護組織，其中10個最大的組織的成員已從1965年的50萬人增至1990年的720萬人。他們形成了一股對美國中央到地方、從政府到企業環保執行狀況的強有力監督力量，任何人都無法忽視這股力量，在做出相關決定時都要三思而後行。
在我國，環保志願者隊伍也在不斷壯大，環保志願者已經達到1000多萬人(中國社會工作者協會1999)，但現狀是比較分散，而且還基本停留在社區服務、知識宣傳等層面。
實際上，他們來自各個地區，對當地環保情況都非常熟悉，為什麼就不能組織起來對那些污染情況進行隨時隨地的動態監督呢？中央政策的支持和當地人大的監管，這些途徑都可以作為環保志願者進行情況反映的有效途徑。《南方都市報》竇兆勇曾經提出：將環保志願者通過不斷組織發展，使其成為地方政府、企業之外的第三種力量，參與到環境保護的監督管理工作之中。對於這種真知灼見，筆者十分贊同。
治理環境污染依靠誰？依靠一個又一個潘岳大刀闊斧的突擊整頓，還是依靠長期穩定而又低成本的民間環保組織長期不懈的監督管理？我想答案應該不言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