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已已歌，托體同山峨。」人死不能復生，政策還要繼續執行。不幸和災難不只需要人承擔，更需要有人改變。想當初，若是當地政府意識到政策執行有失之後，能夠積極地「亡羊補牢」，而不是將責任全然推倒脆弱的農民身上，事情可能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而對政策執行有失的後果，官員為什麼要急於轉移責任，而不肯與民一起扛？有「魚水之情」的政府和人民本該「患難與共」，在這時候為什麼會屢屢演變為「水火不容」、「相煎何太極」呢？
對於官民關係，我曾有過「官是民子弟，官以民為親；民是官父母，民仗官做主」的樸素理解。可是為什麼，就是這樸素的理解，交由現實驗證，總讓人長吁短嘆？究竟是什麼離間了魚和水，讓官脫離了民，讓父子反目？
其實，有時候只需要政府設身處地為人民想一想，問題自然明朗。可是，更多的時候，官和民之間沒有溝通，至少是沒有平等的溝通。民的向上反映意見叫「上訪」，要冒被視作「異己」的風險甚至被「專政」；官的關懷則要麼無關痛痒，要麼大話連篇累牘。對於時事，若是事不關己，便高高掛起。若是自己闖禍了，首先想到的也多是如何洗脫責任逃匿懲處，很少是勇於承擔的。就像在此事之中，旬陽縣公安局對兩個農民的死亡事件出具的調查報告是這樣寫的：「李祥平常膽子小、心眼兒小，受不了氣，遇事想不開，就服毒死了，不怪政府工作人員。而陳音富個人素質差，未見過大世面，心理脆弱，認為派出所找他就是追究他的責任。」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穿，這與其說是死亡調查報告，不如說是為工作組開具「清白證明」。當地官與民的關係由此可見一斑：不僅不「親民」，反而視民為仇人，官官相衛，刀刀砍到民頭上。
由此也可見：很多情況下官和民已經脫節。關係已然脫節，又何談「患難與共」？官的生活「關鍵詞」是「政績」、「保官」、「陞官」，民的生活境界是「養家餬口」、「溫飽」、「小康」。民有民的愁苦日子、滿腹牢騷，民的好日子仰仗官的努力，偏偏官有官的「小九九」、「潛規則」。對此，早有論者將其歸咎於官員選拔制度的錯位，可這偏差的制度本身，又何嘗不是官與民關係脫節的產物和有力佐證？！當民的苦憂已不關乎官的憂樂，官便會對民冷漠淡然；當民的生死不關乎官的存亡，官也會對民不置一顧。當官在民之外又獲得了「新的生存土壤」、「新的適存環境」、「新的生活樂土」，民對於官也就失去了依賴、利用的價值，無異於草芥。從此，民與官也就沒了「共同利益」，失去了「患難與共」的基礎。倘若不僅沒有價值，反而影響、威脅到自己的錦繡前程，那就更別妄談「患難與共」，反而想盡辦法全力把民往死裡整，把與民的關係協調，看作是一場「敵我的」、你死我活的鬥爭。
因此，官與民之間，必須呼喚「關係本位」的回歸，就像「退耕還林」一樣，要「還權與民」，讓公僕歸位，讓人民做主。也只有關係本位正確了，官和民才是魚和水，才是父與子，才能如《孫子兵法》所言：「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