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個中國大陸的第二張英語日報選在慶祝中國共產黨建政50週年的1999年10月正式發刊。發刊後不久發生的一件事，進一步說明我們所處的不是一個普通的報業環境。上海日報在給一家跨國飲料集團作廣告時，顯示飲料罐裝廠所在位置的中國地圖未將臺灣「省」包括在內。據接近高級管理層的消息來源透露，報紙主編被要求對這一「極端惡劣」的漏洞作自我批評。不過，當我看到大陸媒體近年來的部分開放，例如像吸毒和愛滋病等曾一度屬禁忌的話題如今佔據了主要報紙的顯著版之時，我感到歡欣鼓舞。固然，報導的基調始終都是樂觀的，強調共產黨在與社會疾病作鬥爭中取得了多麼多麼輝煌的成績。報導國營企業下崗職工時，總是把他們寫成要麼是卓有成就的企業家，要麼是模範志願者。在老年藝術家、作家和音樂家的傳記中，文化大革命只是簡單地被說成一個「動亂時期」，藝術家們及他們同時代的其它知識份子被送到農村與農民一起勞動。從來不會說許多人被折磨，被當眾羞辱，被逼迫到自殺的境地。
更令我鼓舞的是，上海日報通過策略性地不設社論版面來避免那種至今仍充斥於大陸主要報章（包括上海日報的競爭者－－英文的中國日報）的反西方式社論論調。上海日報還安排來自美聯社等國際通訊社的新聞報導，從而向讀者提供一個對世界的平衡視野，而非像新華社那聲名狼藉的一邊倒式論述。
然而，後來的薩斯危機告訴我在中國新聞界其實並沒有多少東西真正發生了變化。像所有其它報紙一樣，上海日報在今年早些時候瘟疫肆虐帶來全國恐慌之際，也一直保持著沉默。政府命令的對薩斯的新聞封鎖，是一個蓄意的，或像有些人所說的冷血的措施。其目的是為了保證權力向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交接期間的社會穩定形象。只有在國際媒體揭露了中國對薩斯的掩蓋行徑之後，這一新聞封鎖才得以終止。其標誌是4月20日的記者招待會期間，兩位瞞報薩斯病例數位的高級官員遭罷免。上海日報，像中國其它報紙一樣，根據這一信號，開始了對薩斯危機的報導，儘管報導大多仍然是片面地集中在讚美一線醫療工作者們為阻止病毒擴散所進行的「英勇的戰鬥」。
通過與新聞界內外的中國當地人交談發現，幾乎所有的人對政府的改過姿態缺乏信任。一家銷路很廣的中文雜誌的編輯告訴我，對兩位高官的免職僅僅是「一種試圖挽回黨的部分面子的姿態」，而被免職的這兩人注定會在將來被重新任命到其它職位上。類似的懷疑也圍繞在官方新公布的病例數位上。上海尤為其甚，當地官方最初堅稱這座1600萬人口的大城市只有兩例確診病例。
但是，任何人膽敢公開表達這種懷疑的話，他就厄運臨頭了，正像我幾星期之後於5月6日接受美國國家公眾電臺採訪後所發現的那樣。其實在採訪中，我對上海在處理危機方面給予了高度評價，提到市政府已在「大步邁向透明化」。我唯一的暗示性批評是指出了不可否認的事實，即外國記者和街上的民眾「對官方數位表示了極大的謹慎」。
接下來的幾天，報社的高級編輯們收到一名匿名讀者和一名現在美國學習的該報前記者發來的電子郵件，得知了我參加採訪一事。一位主編立即召見了我，對我的行動表示了極大的不滿。而且她很顯然擔心這件事會使報社受到上級的不利重視。這樣，我清楚地意識到，除了辭職我別無選擇。尤其是考慮到美國國家公眾電臺採訪中，我將自己的身份說成是上海日報編輯，一個美國聽眾熟悉的頭銜，以便能更好地描述我的工作。儘管這一頭銜準確地描述了我，還有所有受雇於中國英文報紙的外國人，在幹什麼，即編輯，改寫，以使文章易讀，但我正式的頭銜是「外國專家」。這一稱謂起源於中國開放初期，當時所有被中國雇佣的外國人都是這樣的稱呼。
如果我不辭職，我無疑將被開除。我的採訪所引起的憤怒已經到了如此的程度。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當我的辭呈被接收之後，我立即被通知必須在48小時之內搬出報社所資助的公寓，使得一場本已不愉快的經歷雪上加霜。還好，我的中國妻子卻站在我的一邊，因為她知道我在電臺採訪中所說的早已是上海人人皆知的事情。
我的麻煩並未就此完結。在我離開上海日報後不久，我成功地向一家新的英文報紙東方早報講述了我的報導主意。這家報紙與上海日報隸屬於同一個上級公司，是規模巨大的文信聯合報業集團的成員。但當我遞交了我的稿件之後，一個編輯在電話裡用極具歉意的詞語向我解釋說，他不能採用它，因為我的名字已被列入不准在國營出版部門工作的記者黑名單。
當中國新一代領導人上臺以後，原本有一線希望表明在這個人民共和國裡新聞自由將不再是不可能的夢想。胡錦濤關於整個中國社會應更具責任心的號召為新聞媒體被真正賦予實權帶來了希望。實際上，有些樂觀的媒體觀察家們甚至期望薩斯危機將作為催化劑促進中國的新聞報導納入國際標準。
然而，上海日報對我接受美國國家公眾電臺採訪一事的反應再一次表明，在中國，任何有關這個時候新聞開放的討論都是不成熟的。我不是與中國媒體監督機制發生衝突的第一個外國記者。我確信我也將不是最後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