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15日下午，我陪出版社老陳到北京飯店會見澳大利亞朋友。下樓時，我在電梯內碰見了香港<文匯報>駐京的一位熟人。他迫不及待告訴我們胡耀邦逝世的噩耗。我感到心頭沈重得像壓上了石頭。
這時每日騎車經過天安門突然具有了特殊意義。1976年初北京市民曾自發地在那裡聚集，借悼念周恩來發泄對「四人幫」的不滿。誰能預料胡耀邦之死不會引發「大地震」哪？
廣場上一天一個大變化，花圈越來越多，尺寸越來越大，悼詞越來越尖刻，直指官僚腐敗和老人政治。
與此同時，報社同仁也傳聞不斷：先是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總編欽本立被撤職，導報停刊；即而徵集在京新聞從業人員簽名，呼籲上海市委撤銷相關錯誤決定。接著就是醞釀上街遊行等事宜。
在京主要院校的學生陸續走出校門。而<人民日報>4月26日社論火上澆油，把大學生的積極性進一步「調動」起來。接著學生開始了絕食請願。
此時，我照常上午上課，下午上班，中午途徑天安門廣場時，關注著那裡的變化。
5月20日清晨，我被大街上的叫喊聲吵醒，才知道李鵬宣布對北京實行戒嚴的命令。公共汽車那天停開。我不得不截了輛卡車來到天安門，根本沒看見軍隊的影子。搭車來到城南的大興縣境內，只見人山人海圍在一長串坦克和裝甲車周圍。我跳上其中的一輛，接過一個手提擴音器，就對現場群眾和軍人講了起來。那時腦子裡沒有恐懼，只有一念：盡我所能，聲援這場由學生發起的愛國民主運動，從而避免流血情況。離開時，當地人特地找來一個年輕人護送我搭車回到市內。我就近去了光明日報社。
報社大樓位於虎坊橋，對面是前門飯店。我到時正是早上上班時間。只見樓前聚集著幾百人。走近才發現大家在聽四、五個北京航天大學的學生演講。他們急需新聞紙，希望大家施以援手。他們流著眼淚，苦苦地等待著答覆。可人們卻像被什麼施了魔法給定住似的，一言不發，一動不動，毫無表情。我四下看了看，原來保衛處處長周xx和人事處處長林國棟都在現場盯著大家的一舉一動。因遇羅錦<春天的童話>一書而被撤職的前副總編馬沛文也站在那裡，毫無表情。我忍不住了，走到學生們跟前，對他們說：「來，我帶你們去拿紙去」
在印刷廠，我請廠長把所拿的新聞紙全部記在我的賬上，從工資扣除。他二話沒說，就招呼我們動手搬。回到大門口，老周和老林都不見了。學生們把紙裝進一輛機動車，滿載而去。
9、屠殺令我覺醒
如果有誰這樣問我：從屠殺前到屠殺後，我本人經歷了什麼變化？我會毫不猶豫地說，屠殺斬斷了我對中共寄予的最後一線希望。不僅如此，還把我從以前的中共衛道士變成了中共的叛逆和掘墓人。6月4日夜裡，面對京城發生的一切，我憤怒異常，頭暈目炫。當即發誓：一定要逃出國門，把我掌握的機密全部捅出去，以這種形式報復中共的血腥暴行。
由於我涉「案」情節「嚴重」，且有被偷拍照片作證，我上了黑名單，隨時可能在夜間被抄走。好在報社領導和報社的片警全力保我，使我暫時還能照常上學和工作。到了6月中旬，情況有變。一天下午，報社領導派人找我談話，告訴我近日可能要把我緝拿歸案。一旦發生，報社再保我就有些被動。不如報社派人帶我去投案自首，這樣報社保我會好作的多。我當即同意。就這樣報社用專車，由專人陪著，把我送到附近派出所。
報社的片警為我作了頭次筆供。按他的囑咐，我能推掉的就推掉，能不說的就不說。當天夜裡，宣武分局的一位老警察對我再次提審，反覆盤問我向學生提供新聞紙的事情經過，看得出來他們想搞清楚我是否與他們認識並事先串通。
派出所那時早已人滿為患。「犯人」都坐在地上隨時可能被頭帶綱盔，懷抱衝鋒槍的「解放軍」用拳腳或槍托子「解放」一番。片警後來看我坐得太久，就以「提審」為由把我帶到他的宿舍。他自己掏腰包為我買飯，讓我睡在他的床上休息，還請我介紹美國見聞。就這樣經過30多個小時之後，報社把我保了出來，直接送回報社。報社年輕人為我買了兩個大西瓜，問我想吃什麼飯，我說只想喝粥吃咸菜。他們隨即為我準備了一鍋米粥。
總之，屠殺之後的紅色恐怖時期，我有驚無險的平安度過。
我依舊上午上學，下午工作。光陰荏然，學校課程都以學完，就剩下實習了。由於參與6-4，學校拒絕安排我到北京寬街中醫院和沙灘針灸門診部實習。可這恰恰為我找到比前者更好的實習去處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經以前的鄰居黃廣生的介紹，他的親戚，著名針灸專家王修身大夫接受我在他的三處診所實習。當我把此事告訴我母親後，她對我講：「王大夫一定會收你的。因為文革之後，王大夫沒有工作，他們曾找我幫過忙。」
針灸小巧玲瓏，既見效快，又便於旅行，我知道它是日後出逃的最好職業掩護。所幸的是，在王大夫身邊實習的半年裡，他把他歷代單傳的絕技-----眼內進針，統統傳授予我。為我半年後八方行醫，雲遊各地，伺機出境，鋪平了道路。多年之後，王大夫應邀到加州講學，我得知後請他到新澤西一聚。這時他才告訴我眼內進針絕技的由來。原來共產黨打下江山後，20出頭的王大夫負責調查散居京城的前朝名醫。他被前清御醫金一針老先生慧眼看中，秘密收為義子，接受滿姓，並在三年之內盡傳眼內進針之密訣。老人為了讓王大夫掌握進針手感，多次讓他在金老先生眼內進針。就這樣在金老先生悄然長逝之日，王大夫已聲譽鵲起。
1990年10月1日光明日報社在樓內登出通告，宣布開除了我的公職。同時被開除的另一個是著名女記者戴晴。這是根據中共中央的相關文件做出的決定。我很開心，因為至此最重要的監視手段已被他們解除了。
10、別了，北京
既然已開除了公職且「取保候審」也早已解除，我估量出逃之日已經到來。我事先托朋友為妻子申請到一本護照，希望她先出國門，這樣我可以從容地找路子出境。可好事多磨，探親訪友簽證屢遭拒絕。沒辦法我只好決定先走一步。為了預防意外，給她帶來不幸，我建議我們離婚，這樣即使萬一事情敗露，身陷囹圄，她不至於因此在工作和生活上受到歧視。她拒絕了。出於無奈，我只好冒此風險了。臨行前，我鄭重告訴她，只要我能活著出去，我一定很快把她接出來。
1991年元旦剛過，我便悄然離家，登上南下列車。本想從雲南中緬邊境出境，一路跑到泰國。因邊境身份證沒有辦成，只好放棄這一方案，改走廣州，希望從水路或陸路偷渡到香港。
朋友阿J是個仗義疏財，交際很廣的生意人。他抱怨我來的不是時候。若早來半年，會很容易聯繫上「黃雀行動」*的營救管道，抵達香港。現在只好另找機會了。
廣東緊鄰香港。這種地理特點在1949年以後為無數青年人逃離共產黨專制制度提供了獨特的機會。文革期間，港英當局曾一度接受所有逃離大陸的偷渡客，引發大規模的偷渡風潮。阿J那時前後偷渡過三次，都因「運氣不佳」功虧一簣。據他介紹，他的同齡人中10個裡有7、8個都曾偷渡過。1983年我陪美國合眾社的資深記者訪問深圳時，他曾指著那裡的海域講述大批中國青年人為逃離文革和貧困葬身海底的情況。可那時的我對這些根本聽不進，加上共產黨封鎖消息，無論如何也無法想像偷渡高潮時的絕望和瘋狂。如今，我也要與他們為伍了。想到這裡，心裏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
為了謀生阿J勸我去大街賣水果。我告訴他我可以行醫看病。他覺得不可思議，問我什麼時候又學會了看病的。我便把這幾年的學醫經歷講給他聽。說來湊巧，他當時正犯腰痛，就問我能否治療。我說可以。就這樣他成了我在廣州的第一個病人。很快他岳母的腰痛、朋友的不孕症都被我治癒。
接著他把我介紹到缺醫少藥的高要縣農村。我很快建立了聲譽，慕名找我看病的患者絡繹不絕。後來我又被他的朋友請到韶關地區行醫。在那兒，我碰上一次奇特經歷，使我對生命的認識再次眼界大開。
*指6-4屠殺後，海外一些機構營救流亡民運人士的行動代號。
11、慧菊居士*
韶關西北方有一小縣，依山傍水，風景宜人。境內有古剎，更有篤信神佛的信眾。慧菊居士就是這樣的一位。那年她40出頭，靠耕作謀生。幾年前一次開荒，她從野桃樹下挖出一個罈子。內藏一尊佛像。因家境貧寒，她數次動念想把佛像變賣，每次都沒成交。商人指責她拿銅佛像冒充金佛像。可等商人一走，銅像又被專人鑑定為金像了。佛像曾三次託夢給她，暗示她不可變賣。可她見財眼開，一意孤行。第三次之後她大病一場，高燒一月。就在她丈夫擔心她要死時，佛像又給他託夢，告訴他她不會有事的。很快她莫名奇妙地康復了。從此，具備了一些特異功能，比如，可以根據姓氏講出此人的過去，當時和未來之事。
我去訪她的那天恰好是六一兒童節。我特地準備了一個袖珍錄音機，裝上新電池，希望聽不明白的地方可反覆聽聽。
她家地處一個小盆地，草房的四牆用黃土脫坯壘成。四周種的是稻子還有菸葉。她聽明白我們的來意後，對我要錄音的要求沒有作答覆。就這樣她穿上袈裟，敬上香，在一種奇異的狀態下，把我的過去，當時和未來說了一遍。懂當地方言的朋友一邊聽一邊翻成普通話，大意是：89年我有難，但沒有造成傷害。我此時是治病救人的醫生，已交好運，能出國，能去美國，走得越早越好；而幫我出國的朋友就在我身邊；並說妻子半年後與我團聚；還說我災難都已過，很快發橫財，43歲再發橫財；總之，上帝為我安排好了一切。
憑她對我過去和當時的準確介紹，我覺得她對我未來的預料不會沒有根據的。讓我感到吃驚和不可思議的是，一個人的一生好像是一盤錄像帶。她可以任意觀看查閱，而我或其他人卻沒有這種特權。更讓我感到驚訝的是，錄音機倒轉，重新播放錄音時，竟發現裡面什麼也沒有錄上去！再次試驗錄音機的錄音功能，結果發現一切又正常了！現實科學理論在我心中建立的根據地就這樣瞬間土崩瓦解了。從那一刻起，我相信了神佛的存在。但又有了一個新的疑問：為什麼信佛的她卻對我講出「上帝」這麼一個與佛教不相容的概念？
*非原名
12、難忘的8月22日
1991年8月22日是我平生一個難以忘懷的日子。這一天我在惠州惠東縣某地看到了俄國發生政變，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