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已是文革後期，我到長春去參加一個科技會議，因我曾在長春大學當過一年多的助教，所以在那裡認識人很多，會議是全國性的，並由該校主持，多年不見的老朋友聚到一起，大家都很高興，其中多數是我學長和老師。
在會議進行中的一個晚上，有我認識的二位老教授，讓大會主持人請我到他旅館房間去聊聊，師長的邀請我當然得去赴約。
見面後聊了一些工作和會議的情況，我也不知道他們請我去的目的，以為是一般談談別後情況。其中一位姓王的老教授突然帶著陰沉的臉說：「小兄弟，請你評評理，應該怎樣去看我的生活問題。於是他就敘述起他家的住房情況，說到激動處，老淚縱橫，我直勸他不要這樣。
我知道他是在51年左右在美國取得博士後，憑著一腔愛國、為社會主義祖國做貢獻的熱情回來的，回來後既定為教授，每次運動也受到些衝擊，但這人比較埋頭於業務，不大管其它事，所以衝擊還不算大。可到觸及每個人「靈魂」的文化大革命時期，這次是厄運難逃，他經歷了幾次批鬥，又下發農村。回校後，校方給他一間九平方米的破屋。
他哭訴著說：「我有一男一女，二個孩子，都大了，一家四口都擠在一間九平方米小屋，放兩張雙人床，兩個孩子住上面，老兩口一人一鋪住下面。不僅如此，下雨時，屋還漏雨，有時半夜下雨，四人就得在屋裡東躲西藏，有時實在躲不了了，也只能在屋裡挨淋，你說我這麼大年紀了，還遭這個罪，這合理嗎？到哪裡說去？」
接著他又興奮地說：「去年國家派他去坦噶尼喀，在技術上幫助他們。他們聽說他是美國博士，又是中國教授，對他接待非常隆重，安排他住的是一棟豪華小樓，門口還派二人持槍站崗，裡面還有不少人員是專門為他服務的。出門時，前面四輛摩托車開道，後面汽車護送，以保證我的安全。出國時也有不少大小官員到機場歡送，簡直把我當了了不起的大人物。」
話峰一轉，「等我一回國，還得回到九平方米的黑屋，你看待遇相差多大，簡直是天壤之別，人家是這麼尊重技術人員，我們這裡又是怎麼樣呢？」
事實上，他的問題，我也回答不了，我看也沒人回答得了。我想只能說：「偉大領袖毛主席的侄兒毛新遠總在宣傳：「書讀得越多越反動」，誰叫你讀這麼多書呢？」
最後只能勸勸他：「在這黑白不分的年代，多少好人被整，好多人才被埋沒，很多情況與我們相似，下場比我們還慘」。事實上這些道理他都懂，正如胡耀幫對一個向他訴苦的人說：「誰叫你生在這個時代！」。
我看這就是為什麼發生這悲劇的最完美的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