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樣板戲」《紅岩》夭折記

提到「樣板戲」，經歷過「文革」，飽受過「八億人看八個戲」之苦的人們大多能說出在「文革」前期「佔領舞臺」的《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海港》、《龍江頌》、《紅色娘子軍》、《白毛女》這八個「樣板戲」。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由「文革旗手」江青親自抓的「樣板戲」，曾經還有一個「革命現代京劇」《紅岩》，但它尚未公演就夭折了，否則，第一批「樣板戲」本該有九個。

江青主持討論改編

長篇小說《紅岩》在1961年出版後，引起轟動，各種藝術形式爭相改編，在改編熱潮中，江青親自抓了北京京劇團(即北京京劇一團)改編《紅岩》的工作。

被江青指定擔任京劇《紅岩》編劇的，是兩位大手筆：解放軍空軍政治部歌劇團《江姐》的編劇閻肅和北京京劇團《沙家浜》劇本的主要執筆者汪曾祺。把這兩人抽調來擔任《紅岩》編劇，可見江青對這齣戲的高度重視。

汪曾祺後來發表過一篇《江青與我的「解放」》，其中談到了京劇《紅岩》的改編。「一九六四年冬，某日，黨委書記薛恩厚帶我和閻肅到中南海去參加關於《紅岩》改編的座談會。地點在頤年堂。這是我第一次見江青。在座的有《紅岩》小說作者羅廣斌和楊益言、林默涵，好像還有袁水拍。他們對《紅岩》改編方案已經研究過，我是半路插進來的，對他們的談話摸不著頭腦，一句也插不上嘴，只是坐在沙發裡聽著，心裏有些惶恐。江青說了些什麼，我也全無印象，只因為覺得奇怪才記住了她最後跟羅廣斌說：『將來劇本寫成了，小說也可以按照戲來改。』」

陸建華著《汪曾祺傳》(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年7月，179頁)中也寫到此事：「那一晚的談話是在中南海毛主席書房外面的一間房子裡進行的。談話中間，毛主席曾從書房裡出來過一次，大家連忙站起來，但毛主席親切地揮了揮手，說：『你們談，你們談。』說完又退回書房中去了。」在汪朗的回憶《老頭兒汪曾祺：我們眼中的父親》(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1月，109頁)中，對此事是這樣寫的：「爸爸第一次見江青是在中南海頤年堂……在中南海，爸爸偶然見過毛主席一面，是不是這一次不清楚。」

筆者問過閻肅，他回信說：「《汪傳》所說1964年底，於中南海，確有『召見』，但無羅廣斌、楊益言，而有林默涵，似還有當時北京京劇院黨委書記薛恩厚，及汪、閻。但我不記得有毛主席走來打招呼。」

楊益言回憶：「1965年1月中旬的一個夜晚，我們被接到人民大會堂，參加京劇改編本《紅岩》討論會。進了會場，才知道這個劇本是江青叫人寫的，這次討論會也由她主持。」「會場上已有好幾位與會者在沙發上落座，江青要我和羅廣斌坐在她旁邊的沙發上。劉白羽同志戴著個白紗布口罩，咳嗽著從門外走進來，江青抬眼看見了他，就像生怕會傳染給她什麼病菌似的，向他揮了揮手，劉白羽就回頭走了，再也沒進來。」(楊益言：《紅岩逸聞》，重慶出版社1996年，147頁)

據楊益言回憶，討論會上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先發言，在談到劇本把江姐從犧牲改成被營救出獄時，他說：「現在把她寫活了，群眾恐怕不會接受……」江青「啪」的一巴掌猛拍在茶几上，厲聲喝道：「你要允許我試驗！允許我失敗！」滿臉通紅的林默涵只好不再講話。

隨後，江青笑著要小說作者講話。於是，楊益言和羅廣斌分別就「注意揭露美帝」和「應該將江姐的性格寫得更豐滿」各講了幾句話。江青聽了連聲說「好」。最後，江青宣布，她計畫用十年時間來完成京劇《紅岩》的改編，還要將歌劇《江姐》改好，另拍一部彩色電影片《紅岩》。

「體驗生活」

討論會後，京劇《紅岩》的編劇和羅廣斌、楊益言被安排到了六國飯店。春節過後，江青又指示他們搬到頤和園中的一個島上去住。在這期間，江青還親筆簽名贈送了兩套《毛澤東選集》給羅廣斌和楊益言。

不久，江青又給羅廣斌打來了電話，說她要去上海，來不及了，想委託羅、楊幫她辦一件事：帶京劇《紅岩》的演員去重慶體驗生活。

1965年2月27日，中宣部致函重慶市委宣傳部，說北京京劇團正在改編小說《紅岩》，該團黨委書記薛恩厚將率參與這一工作的編劇、導演和演員等43人前往重慶參觀、訪問、修改劇稿，準備排演，「在前一階段的改編工作過程中，羅廣斌、楊益言二位同志已給予不少幫助。到重慶後，仍請他們二位，並增加劉德彬同志，繼續幫助進行這一工作」。

據楊益言回憶，北京京劇團一班人到重慶後，「羅廣斌因血壓高，這些活動只好由我出面，按江青要求組織。我每次活動的講話錄音，劇團都奉命帶回北京，交給江青審查。」汪曾祺回憶：「我們隨劇團大隊，浩浩蕩蕩到四川『體驗生活』。在渣滓洞坐了牢(當然是假的)，大雨之夜上華鎣山演習了『扯紅』(暴動)。這種『體驗生活』實在如同兒戲，只有在江青直接控制下的劇團才幹得出來。」

對那次所謂的「體驗生活」，還有一些趣話：大家集體關進渣滓洞，十幾個人睡在稻草上，不准說話，不准抽煙。閻肅還被反銬著。樓下不時有遊人參觀，奇怪怎麼樓上還有人坐牢。由羅廣斌、楊益言指揮，受刑、開追悼大會，馬長禮扮演許雲峰，念悼詞後說：「同志們，高唱《國際歌》……」結果大家唱成了《國歌》。演習山上暴動時，趙燕俠在農家避雨，突然發現一隻貓，她怕貓，嚇得飛快跑回招待所。《沙家浜》編劇之一楊毓珉和薛恩厚被「拖出去槍斃」，他們喊革命口號，裡面的人也在喊並痛哭流涕。而被「槍斃」的人已坐小車回招待所睡覺了。(陳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載《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9月)1965年4月中旬，北京京劇團一班人由重慶到上海，又排了一陣《沙家浜》，江青到劇場審查通過，定為「樣板」(據汪曾祺回憶，「樣板」之名就是這時開始才有的，此前不叫「樣板」，叫「試驗田」)，決定「五一」公演。

從上海回北京後，汪曾祺他們繼續修改《紅岩》。

《紅岩》變《山城旭日》

1966年春節前兩天，江青從上海給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李琪打來電話，叫閻、汪等到上海去。他們提出：「戲只差一場，寫完了再去行不行？」那邊的回答是：「不要寫了，馬上來！」李琪於是帶著薛恩厚、閻肅、汪曾祺，乘飛機到上海。

江青在錦江飯店接見了他們。江青對薛恩厚等人說：「上次你們到四川去，我本來也想去。因為飛機經過一個山，我不能適應……」接下來，她說出一句讓眾人吃驚的話：「你們去，有許多情況，他們不會告訴你們。我萬萬沒有想到那個時候，四川黨還有王明路線！」

江青這個說法，顯然是亂扣帽子。那時哪來的「王明路線」？作為《紅岩》歷史背景的1948年四川地下黨組織大破壞，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許多地下黨人面臨全國勝利而頭腦發熱，犯了左傾冒險的錯誤，致使自己毫無必要地暴露出來；二是地下黨一些主要領導幹部被捕後叛變－－但這都不能說成是「王明路線」或什麼「錯誤路線」。

江青顯然已經聽說了當年四川的有關情況，發現背景複雜，不好處理。她正在上海主持炮製《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在所謂「座談會」期間，她一口氣批判了數十部電影故事片，給不少寫革命歷史題材的作品扣上了「為錯誤路線樹碑立傳」、「美化叛徒」之類帽子。她自然不能讓自己的「樣板」也留下這方面的問題。因此，她斷然決定，《紅岩》不搞了，另外搞一個戲，把江姐改成由軍隊黨派出的女幹部，不通過地方黨，找到一個社會關係，打進兵工廠，發動工人護廠，迎接解放。

汪曾祺和閻肅按照江青的意思，兩天兩夜趕寫出一個提綱。商定了劇名：《山城旭日》。

江青對提綱挺滿意，叫他們回北京去寫。

以後，江青又把他們叫到上海去了一次。又經過反覆修改，排演，還彩排了幾場，「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北京京劇團一時也陷入了動亂之中，「右派」汪曾祺被揪出來了。《山城旭日》的主演趙燕俠也因為得罪了江青而被打成「反革命」。

閻肅在給筆者的信中回憶：「《紅岩》改名《山城旭日》後，「劇情大致未動，但人名全改了，而且江姐改為二野部隊派到四川領導游擊隊，劇中也不叫江姐，所有劇中人名字全改了(就像《智取威虎山》有一段劇中人名也全改了，座山雕改為『隨三刀』之類一樣)，大概是江青徹底否定川東地下黨，很怕地下黨同志來這『樣板戲』裡『沾光』。後來總覺得很彆扭，《紅岩》和《林海雪原》一樣，影響面很廣，這樣亂改人名，大事件又維持原樣，自然很可笑。江青似乎也感到這點，於是，和《智取威虎山》一樣，又都改回來了，還是叫江姐、許雲峰，劇名還是《紅岩》。」從他這段回憶看，《山城旭日》與《紅岩》實際上是一回事，而且後來劇名又改回來了。

突然夭折

1967年4月的一天，汪曾祺突然被宣布「解放」，並奉命於當晚和閻肅一起陪同江青觀看《山城旭日》彩排。看戲過程中，江青說了些什麼，汪曾祺全不記得了，只記得她說：「你們用毛主席詩詞作為每場的標題，倒省事啊！不要用！」幕間休息時，江青還說了一句觀後感：「不好吧？但是總比帝王將相戲好！」

演出後開了小范圍的座談會。汪曾祺記得，江青坐下後，第一句話是：「你們開幕的天幕上寫的是『向大西南進軍』，我們這兩天正在研究向大西南進軍。」

－－江青所說的「正在研究向大西南進軍」，是指從4月初開始連續召開的中央解決四川、重慶問題的兩個會議。

據汪曾祺回憶，座談會上，除了陳亞丁長篇大論地談了一些對戲的意見外，江青等人所談的都是關於「文革」的事。

接著，5月1日出版的北京大學《新北大》報第69期刊登了一則簡訊：「由江青同志親自修改的革命現代京劇《山城旭日》已勝利排練成功，於四月十七日晚在北京工人俱樂部正式彩排，陳伯達、康生、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謝富治、蕭華等同志觀看了演出，並上臺接見了全體演員。」

看來，又一出「樣板戲」已經誕生並馬上要正式「佔領舞臺」了。然而，就在「五一」當晚，毛澤東觀看幾個「樣板團」的演出後，江青在接見樣板團人員的講話中，談到了計畫改編為現代京劇的幾部小說，卻隻字未提已經「排練成功」的京劇《山城旭日》！

《山城旭日》莫名其妙地「無聲無息」了。在6月24日出版的重慶《魯迅戰報》第5期上，登出了這樣一則簡訊，「京劇《山城旭日》，中央已決定棄稿不演了，因為：一、原著《紅岩》沒有反映歷史真實，在重慶解放時，地下黨近於沒有；二、沒有反映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

這則簡訊所說的「棄稿不演」的兩個原因，似乎都不能成立。說重慶解放時地下黨近於沒有，而《山城旭日》已改成了由部隊派人去發動工人；說沒有反映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山城旭日》寫的就是部隊派人去發動武裝鬥爭。

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得已經「排練成功」的《山城旭日》夭折了？陳徒手在《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中說：看《山城旭日》彩排後，「江青問陳伯達意見，陳沒有說什麼，康生冷不丁說了一句：『淨是概念。』江青為什麼最後放棄了這齣戲？汪、閻二人當時一直沒弄懂真正的原因。」

現在看來，康生批評的「淨是概念」有可能是這個戲夭折的一個原因，不過不會是主要原因－－因為「樣板戲」中有不少都用得上這個評語。另一個原因，則可能是因為《山城旭日》的女主角寫成了從「二野」部隊派去的，而「二野」就是有名的劉(伯承)、鄧(小平)大軍。鄧小平這時已成為被打倒的黨內第二號「走資派」，「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二號人物，江青會不會怕這齣戲被指責為「替鄧小平樹碑立傳」？從當時環境看，要這樣上綱批判是很容易的。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小說《紅岩》作者之一羅廣斌參加了當時的派性鬥爭，而被指責為「畏罪自殺」。羅廣斌－《紅岩》－《山城旭日》的關係盡人皆知，萬一羅廣斌真有什麼問題，《山城旭日》豈不受到牽連？為避免麻煩，當然最好是放棄這個戲。

南方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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