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7月，為了在全國文化戰線上深入開展社會主義革命，負責規範和領導當前開展的學術批判，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彭真為組長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
彭真剛就任五人小組組長，江青便找上門來，要彭真組織批判《海瑞罷官》，還向彭真提供了一些包括吳晗在內的所謂「壞人」的名單，要一塊批。
從1965年2月至11月，江青頻繁活動於北京上海之間，目的就是秘密組織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炮打北京市委，給彭真來個措手不及。
江青要搞的批判文章是想讓讀者明白，吳晗1959年寫有關海瑞的文章時，就「未卜先知」，要為發生在1961年的「單干風」和1962年的「翻案風」喊冤叫屈.
文章署名姚文元，是因為他當時不過是「青年文藝評論家」，尚未顯赫，便於持不同政見者跟他「討論」；至於為什麼不在中共上海市委的機關報《解放日報》上發表，是因為《文匯報》歷來有「民間報紙」的身份，也便於「討論」。
就這樣，江青等人歷時八個月，十易其稿，精心炮製的「重磅炸彈」－－－－－《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以下簡稱《評》），於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基地」發射，直轟北京。
《評》一發表，立即掀起軒然大波，先是華東六省一市，爾後是全國其他省市的黨報紛紛轉載。十天後，又被印成單行本。思想文化界陷入空前混亂之中。
彭真出臺《二月提綱》
彭真憑著正義和良知，一面拒《評》於京門之外，一面安慰已被巨大壓力搞得神情恍惚的吳晗。
北京各報頑強對抗至第十八天，彭真突然接到周恩來的電話，要求北京各大報刊立即轉載姚文元的文章！原來，毛澤東見《評》文公開發表後北京各報毫無動靜，十分震怒，便下令出單行本，全國發行。
1965年11月29日、30日，北京各大報紙先後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
27日，在巨大的壓力和彭真的勸說下，吳晗違心地寫了《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刊登在《北京日報》顯著位置上。江青發射的「重磅炸彈」終於在北京「全面開花」。
1965年12月22日，毛澤東向前來杭州匯報工作的彭真揭了「秘」：
「姚文元的文章，好處是點了名，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彭真感到事態越來越嚴重，他鄭重地對毛澤東說，根據調查，吳晗同彭德懷沒有聯繫，《海瑞罷官》同廬山會議沒有聯繫。毛澤東說，吳晗的問題兩個月以後再作結論。
1965年2月3日，彭真根據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的意見，在北京召集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會議。會上，彭真不顧康生的反對，要求今後的學術批判不要提廬山會議，不要談《海瑞罷官》的政治問題，學術批判不要過頭，要慎重。彭真的意見得到了其他同志的一致贊同。會議形成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亦稱《二月提綱》)。2月5日，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審議並同意將《匯報提綱》上報毛澤東。
2月8日，彭真率五人小組全體成員到武漢向毛澤東請示。毛澤東看了《二月提綱》後沒有表示不同意見。2月12日，經在京的政治局常委討論通過，《二月提綱》就以中央的名義下發全黨。《二月提綱》是想將這場大批判盡量加以限制，以避免發展成為嚴重的政治鬥爭，避免引起更大的社會混亂。
密會當代「海瑞」
1966年2月中旬，彭真出現在成都永興巷7號。這裡住著已被「罷官」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彭德懷。
彭真向他介紹了吳晗的情況，然後鄭重其事地對彭德懷說：「現在不是吳晗一個人的問題，也不是你一個人的問題，而是牽扯到一大批人。所以我這次來是想請你配合一下。」
「我？我能配合你什麼？」彭德懷瞪大了眼睛。
彭真盯著彭德懷說：「第一、建議你辭去三線副總指揮的職務，從此埋頭一些室內的研究工作，不再出頭露面，這樣可以減小目標，少引起別人的注意；第二、我勸你向毛主席再寫封信，收回你的申訴書，把自己的功過是非留待後人去說，你服從黨的決議就是了；第三、你向中央寫個報告，實事求是地說清楚你和吳晗的關係，幫助我們解脫你和他的關係。」
聽完彭真的建議，彭德懷厚實的胸膛急劇地起伏著，他一邊喘著粗氣，一邊激動地說：「彭書記，我是準備忍辱負重的，也準備委曲求全。但我這個人你知道的，寧可讓別人把我打倒，自己絕不倒下。第三條我可以照辦，我不能讓吳晗同志無辜受牽連。第一、第二條我堅持立場！」
彭真這才明白他和毛澤東之間的歷史誤會有多深！
彭真下臺引發「文革」
1966年3月6日，憂心忡忡的彭真回到北京，立即撥通毛澤東在武漢住所的電話，可一接通馬上就被掐斷，反覆多次都是如此，這在以前還從沒發生過。彭真彷彿突挨一記悶棍，痛，又說不出話來。
4月16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了彭真的問題，決定撤消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
4月28日、29日，毛澤東再次對彭真和北京市委進行了嚴厲批評。
他說：北京市委一根針也插不進去，一滴水也潑不進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觀來改造黨，事物走向反面，他已為自己準備了垮臺的條件，對他的錯誤要徹底進攻！
在1966年天安門的「五一」慶典上，往年主持慶典的彭真消失了。
江青卻春風得意，一路高歌猛進。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在中共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會議對彭真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批判，還將他和原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因所謂「竊聽器」事件蒙冤)、剛挨批判不久的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中宣部部長陸定一捆在一起批判，打了個「彭羅陸楊反黨集團」。這次會議最具標誌性的「成果」就是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該《通知》是由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十人組成的文件起草小組起草，毛澤東親自定稿的。
《通知》向全黨全國宣布：中國共產黨要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通知》下達之後，彭真被停職，三個月後被撤職。被解職後的彭真身陷囹圄13載，直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1979年1月才得以恢復人身自由。
摘自《黨史文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