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7月20日，江氏政府大規模打壓法輪功。99年11月初，我給中國當局寫信，呼籲政府停止對法輪功的打壓。在這些信上，我署上了自己的真實名字和地址。但是這些信成為了我的「罪證」，為此警察曾將我綁架到派出所，像審犯人一樣審問我，並作了筆錄，還強行讓我簽字承認我的「罪證」。
2000年4月13日凌晨兩點左右，我正在家中睡覺，被突如其來的警察第三次綁架到崇文區看守所。好幾天，警察都講不出抓捕我的理由。後來提審向我出示了一封從網上截獲的信件。這封信是我寫給我丈夫的父母的，信的主要內容是向他們解釋我為什麼要煉法輪功。這封信是在用EMAIL往外發送時，被公安部門利用黑客手段截獲的。
因為這封信，我被非法判處了一年勞教。在中國，勞教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
*調遣處
在剛接到勞教通知三天，我就於2000年6月1日被強行送至位於北京市大興縣的北京市勞教人員調遣處。這個調遣處是新成立的，因為被非法判勞教的法輪功學員太多了，原來的勞教人員調遣處容納不下。
到調遣處的第一天，與我同來的二十四個人（二十個都是法輪功學員）被強迫蹲在太陽底下曝晒，從早上九點多一直蹲到晚上天黑後很久，時間長達15個小時，並且一動也不許動。許多人堅持不住，一次次摔倒，但就是摔倒了也必須馬上起來繼續蹲，否則就會遭電擊。
從第二天起，我們每天必須以「低頭抱手」（兩手交叉放於腹前，低著頭看著自己的腳尖）的姿式一動不動站立十六個小時，同時口裡必須一刻不停地背誦勞教所的規則。
第三天，也就是2000年6月3日，我實在忍受不下去了，又擔心永遠這樣下去六十天的申訴一過就沒有機會申訴了，就向警察提出要紙、要筆，寫申訴書。
誰知中隊長王超剛聽我說了幾句，就劈頭蓋臉大罵我，讓我去太陽底下蹲著。當我沒有立即聽從她的命令時，她和另一名叫沙雪梅的警察一起將我在地上拖拉，然後用兩根電棍一起像雨點般戳到我身上，每戳一下，我都像被燙斗杓燒一樣痛苦不堪，同時渾身控制不住地顫抖。最後王超和沙雪梅一起每人拿一根電棍長時間停留在我身上，其中一根停留在脖子上最敏感的部位，電流一檔一檔地加大，我痛苦得只有閉上眼睛拚命忍受，最後暈厥過去。
我不知道自己昏過去多長時間，我醒過來後，她們又強迫我「低頭抱首」（兩手交叉放於腦後，低頭看自己的腳尖）蹲在太陽底下曝晒，並讓一個因賣淫被勞教的勞教犯監視我，只要我稍稍動一動，她就一腳踢在我身上。我從下午兩點一直蹲到晚上九點多。每當太陽西移使我蹲的地方處於陰影中時，勞教犯就強迫我往前移動，以確保我始終被太陽晒著。6月份是北京的夏天，氣溫高達30多度，陽光曝晒的地面溫度估計高達四、五十度。我蹲在那裡看著自己頭上滴下來的汗珠，每一顆落到地面的汗珠，因地面太熱，在兩秒中之內便會蒸發得無影無蹤。
後來我的汗流乾了，頭上不再有汗滴下來，但我還是必須一動不動地蹲在太陽底下，動一下就要被踢，並且沒有一口水喝。
一直蹲到晚上九點多，當我最終被允許站起來時，我的兩腿已經完全失去了知覺，好長時間都立在原地不能動彈半分。我精神上所忍受的痛苦則無法用語言描述。
第二天我發現兩條骼膊的內側、腋下、兩肋等地方全部都呈青紫色，幾乎沒有一塊好地方；脖子後面密密麻麻、大大小小全是被電棍燙出來的水泡；臀部血肉模糊，被磨爛了一大片，的卡布的藍短褲和內褲都磨出了大洞。我們沒有換洗衣服，我被迫穿著這條臀部爛了個大洞的褲子，臀部露在外面，長達兩個多月才借到針線將褲子上的大洞縫住。衣不蔽體、臀部外露，讓我覺得人格受到極大的侮辱。被磨爛的內褲我現在還保留著，可作為證據出示。
從2000年6月1日到7月7日，我在調遣處一共被非法關押了三十七天。在高達三十七八度的氣溫下，整整三十七天沒讓我們洗過一次澡、或洗換過一次衣服。到後來我們的身上髒到稍微一搓就會往下掉泥的程度。事實上，這是我們後來清潔自己身體的唯一辦法－－在警察不注意時用手偷偷往下搓身上的泥。另有一批學員在調遣處共呆了五個月，從六月初到九月底，正是北京最熱的時候，長達五個月沒有洗過澡、換過衣服。
在每天汗幾乎流個不停的時候，我們卻沒有足夠的水喝。有時候八個人每天只給我們兩小碗水，有時候乾脆沒有水。在最熱最渴的時候，有的學員偷偷地將洗過臉的水都喝了。
我們每天早晚洗漱、上廁所的時間一共只給兩分鐘。吃飯的時間只有五分鐘，並且只能蹲在地上吃。夏天剛做出來的飯熱得燙嘴，也必須在五分鐘之內吃完，吃不完的就只能挨餓。再後來領飯前還必須單腿下跪，將手裡的碗高舉過頭，嘴裡大聲喊：「報告隊長！勞教人員× × × 請求發飯！」不喊的不能吃飯，喊的聲音小了的不能過關，並且還要挨打挨罵。
我們住的小屋只有8平方米左右，而且密不透風，只有一面有扇小窗戶。每週調遣處會有兩次送新的人來，被送進來的人都必須說「我認罪認錯」，不說的就會挨打或用電棍電。為了不讓我們聽到外面打人、電人的聲音，每次送新的人來我們的房間門和窗戶都要緊緊地關上，但我們還是能聽到外面被打、被電的人的尖叫聲。這種刺激常常讓我覺得要徹底崩潰。
在最炎熱的夏天，我們在門窗緊閉的小屋裡聽著外面的人挨打、挨電時的尖叫聲，神經的緊張加上天氣的炎熱讓我們的衣服一次一次地被汗濕透。但我們從來沒有洗換衣服的機會，只有將這些臭不可聞的衣服再一次一次地穿干。最後我們的藍色短褲被汗鹼染得一圈圈地都是黃色的，脫下來時硬得能直立在原地。
由於精神的高度緊張，我到勞教所後長達八個月沒有來月經，大便五六天才有一次，每次排便都極度痛苦。
由於綁架的人太多，只有八平方米的小房間後來被用來非法關押多達20個人。床位只有八張，多餘的人則只能睡到地上和床板下面，而睡在床上的人想下床上廁所都沒有地方下腳。由於被綁架的人太多，勞教人員的夏裝全部用光，致使七、八月份以後到勞教所的人在氣溫高達四十度的最炎熱的夏天只能穿上厚厚的秋裝！在許多人熱得都要中暑時，警察才偶爾允許她們脫下厚厚的秋裝裸體在房間裡呆著，等有男警或外人來時再緊急通知大家穿上衣服……
我也親眼見證了許多其他學員受迫害的例證。有一個名叫任美的江蘇籍學員在第一天來調遣處時已在拘留所絕食六天了。她也跟其他人一樣被強迫蹲在太陽底下曝晒，很快她就暈了過去，警察以為她的暈倒是假裝的，就拿電棍長時間持續電她的頭部。當她們發現她真的一動也不會動了之後才將她送到醫院搶救，醫生說她的瞳孔已放大到正常人的一點五倍。後來搶救了一天一夜，她才甦醒過來。
還有一個叫候立偉的二十九歲的未婚女學員，因拒絕放棄煉功，被綁在椅子上，被好幾個男警察用電棍電擊陰道、乳房、頭部等部位，致使她長時間昏迷，大便失禁，因陰部受傷而長時間不能行走。
另有一名叫馬榮紅的北京女學員，在調遣處被綁在床上長達五十多天，致使她背、臀部皮膚肌肉腐爛，被放下後幾乎不能行走。她被銬在床上之時，還經常被看管她的其他勞教人員騎在身上毆打。
2000年7月7日，我被送到北京市天堂河勞教所，後更名為新安勞教所。這裡原來是男子勞教所，因為抓的女法輪功學員太多，原有的女子勞教所容納不下，就將女所和男所互換了。在鎮壓法輪功以前，北京市女子勞教所的規模在一、二百人之間，主要是關吸毒的和賣淫的。打壓法輪功後，勞教所的規模從2000年7月的一百多人急速上升到2001年4月的近一千人。我被釋放時（2001年4月）勞教所共有984人，其中絕大部分是法輪功學員，以我所在的二中隊（後擴編為二大隊）為例，全隊共一百三十五人，只有十幾人不是法輪功學員，我所在的一班十八人中有十七人都是法輪功學員，八人是五十歲以上的中老年婦女。全大隊年齡最大的陳玉珠68歲，年齡最小的僅十八歲（姓名不詳）。有一位有殘疾證的雙目幾乎失明的王莉和一位叫王艷的因患小兒麻痺後遺症雙腿殘廢的法輪功學員也被非法關押在勞教所。
*苦役
在勞教所，我們被強迫做各種苦役，包括種草、種樹、淘垃圾、挖菜窖、織毛衣、織坐墊、做玩具、做一次性輸液器、包一次性筷子等等。通常我們都是從早上五點半起床就開始幹活，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兩三點，有時還要通宵達旦地加班，否則就完不成任務。任務最緊時，我上完廁所連手都不敢洗，為的是不敢花費那幾分鐘的時間在洗手上。到了晚上，我曾困到連從一數到九都數不清楚，還得奮力睜著眼睛織毛衣。毛衣的花樣很複雜，頭腦不清醒時很容易織錯，有時候好容易在晚上織出來了，第二天早上一看全織錯了，還得拆了重織。長時間的超強度勞作和睡眠嚴重不足讓我很長一段時間裏覺得我對生活的唯一需求只剩下了睡覺。
我們在勞教所生產的產品大部分都是出口的。特別是我們織的毛衣，尺碼很大，只有體型高大的外國人才能穿。2001年2月，我們接到一批做100,000只玩具兔的訂單。據警察說這些玩具兔是為雀巢公司做的，用於促銷。這些玩具兔高約三十公分，身體是棕色的，脖子很長，戴大紅色平絨布脖圈，嘴巴兩邊各有兩根長約五六公分的黑鬍鬚（我當時專門負責做鬍鬚）有的穿牛仔背心，有的穿風衣，有的像海盜一樣戴著擋住一隻眼睛的墨鏡，胸前有英文字母，握著拳頭，翹著一隻大拇指。腳有三個腳趾，是淡黃色。尾巴是白色的，很短。
這樣一隻兔子需要三十多個工序才能完成，全中隊一百三十多人，一天只能完成一百多隻兔子，即相當於十幾個小時才能做出一隻，而每一隻兔子的加工費才合人民幣三角錢！（相當於澳幣六分）加工費是付給勞教所的，我們拿不到任何報酬。
*「轉化」
無休無止的苦役並不是勞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