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十節想起孫中山和袁世凱（下）──袁世凱對終結家天下的貢獻

大紀元10月9日訊:
作者：劉曉波
史實證明：孫中山對創建民國的主要貢獻，在於他提出了民族主義與共和主義相混合的建國綱領，對建立新道統和思想啟蒙，具有無可替代的首要功績。同時，他屢戰屢敗地堅持武裝起義的行動，也為武昌起義提供了獨特的示範。在此意義上，尊孫中山為「革命先行者」，沒錯。
然而，在中國的史書中，與孫中山的名字連在一起的「辛亥革命」，事實上卻與孫中山及其同盟會的核心層無關。辛亥革命前，孫中山等人一直將暴力革命的中心放在廣州，而作為「辛亥革命」前導的四川危機（1911年5月－9月）、梁啟超組織的「憲友會」（1911年6月）、甚至首義的武昌……並不在同盟會的視野之內。1911年4月，廣州黃花崗起義失敗後，孫及其同盟會要員都反對湖南湖北正在籌劃的長江起義，湖北的革命志士還因此對同盟會的冷淡態度非常不滿。當時，孫中山在美國、黃興在香港，宋教仁在上海，他們對武昌起義爆發並不知情，而且，宋教仁聽說武昌起義之後，還表示出極為悲觀的看法。但是，並不被同盟會要員看好的武昌起義卻成為歷史的轉折點。

歷史的戲劇性在於，發動武昌起義的領袖們，其最高軍銜僅相當於連長，但他們的揭竿而起卻掀開了幾千年帝制崩潰的序幕。他們成功說服了四千名新軍，攻陷了總督府並脅迫黎元洪反清，當日下午以湖北軍政府的名義宣告成立代表全中國的共和國。兩週之後，黃興和宋教仁才趕到武漢，要求廢除黎元洪，但湖北革命派為了保持新政權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否認了黃、宋的廢黎動議。

武昌首義後，湖北宣佈成立漢族新政府，呼籲其他省市一起行動，派代表來武漢共商組成臨時中央政府的大計。浙江和江蘇兩省，也呼籲「仿造北美的大陸會議」，盡快在上海召開全國性制憲會議。但是，當時的局勢仍然以地方分離主義為主導，僅兩個月時間，全國已經有十五個省宣告獨立。獨立的地方政權本身的變幻無常，且沒有共同的綱領和行動，加劇了國家分裂的危險性。所以，急需找到一位可以號令各方諸侯的實力派權威，盡快成立各地方都能接受的統一政府。而在各省政權所衷情的人選中，袁世凱的權威超過孫中山。11月於湖北召開的國民議會，只要議題是商討成立國民政府，各省領導人都把目光投向袁世凱：如果袁肯於支援革命和民國，他就可以出任新中央政府的大總統。之後，其他革命派領袖也紛紛表示支援袁世凱。而且，駐華的各列強代表，基於維護中國穩定的考慮，也希望袁出面主持大局。顯然，國內外的主流支援在袁的一邊。

孫中山長期搞暴力革命，自然不甘於把新政府的大權拱手讓給袁世凱，所以在其他地方政權紛紛表示對袁的支援之時，唯一從中作梗的就是偏居廣東的孫中山。當時，孫對袁的優勢主要在道義方面，具有「漢人民族主義」和「革命共和」的新道統資源，但孫實際控制的地方政權只有廣州，顯然不具有整合各地方諸侯的實力和法統權威。孫之急欲於1912年1月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不過是為了以先發制人的謀略，搶得共和國締造者的名分，並佔據道義合法性的制高點。雖然，在選舉中，孫獲得了17省中的16票，以絕對多數當選「非常大總統」，但是，參與投票的代表並不是各省的實權人物，其合法性並沒有得到全國性公認，所以，與各省的實力人物對袁的支援相比，孫不得不面對權力虛化的難題。之後，孫與袁又較量了幾個回合，實力上的懸殊差別，國內外的主流傾向，特別是袁的順應潮流，逼滿清政權和平退位，使孫不得不讓位於袁，1912年3月，以袁世凱為首的新中央政府的誕生。

而袁之所以在爭奪大總統的較力中戰勝孫，不僅僅因為他擁有最精銳的軍隊和體制內的顯赫地位，也因為他的一系列開明言行在精英階層贏得了改革派領袖的聲譽，具有一定的道義權威。

孫中山一直堅持排滿的暴力革命和高揚「共和旗幟」，並賦予新體制以「中華民國」的名號；他在南方的行動和「共和綱領」，也確實給袁世凱最終拋棄清廷而轉向民國施加了巨大的壓力，沒有來自南方的強大壓力，袁世凱未必會順應時代潮流。所以，孫對清末民初的歷史大變遷，做出了不可磨滅的道義貢獻。然而，如果沒有手握重權且擁有精銳北洋軍的袁世凱與南方革命派的妥協合作，以兵諫的絕決方式逼迫滿清王朝和平退位，而只靠烏合之眾的南方革命軍，根本無力結束清王朝的統治。無論袁與南方合作的動機如何，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以袁當時的實力和遍佈全國的北洋派系而言，如果他決心為維護清王朝而揮師南下，革命軍再次被鎮壓的命運幾乎難以避免，正如1911年4月的廣州黃花崗起義以慘敗告終一樣。即便在一定時段之內無法分出勝負，殘酷的內戰也將造成巨大的破壞，起碼會將「家天下」的覆滅日期大大推遲。

從「辛亥革命」到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和袁世凱皆做出了歷史性貢獻，二人的歷史作用可謂平分秋色：孫提供了新道統而袁確立了新法統。這之後，對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的未來走向而言，袁與孫的實際作用顯然是弊大於利：中國逐步走向憲政、議會的道路，先是被袁的利令智昏、貿然稱帝所中斷，留下軍閥混戰的爛攤子；繼而被孫的全面倒向「列寧式政黨」和「新三民主義」引上了黨國體制的歧途，最終徹底葬送於新一輪「成王敗寇」的政權交替。

由此，被辛亥革命所葬送的家天下專制，非但沒有開拓出憲政民主，反而被更為暴虐的黨天下獨裁所取代，實質上是換湯不換藥，中國歷史又開始了新一輪打天下坐天下的惡性循環。

2003年10月6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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