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往事: 救人知救已

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七年四月，兩派群眾敵對情緒越來越重。當時我是一派群眾的核心人物。有一天上午，另一派群眾組織的一名負責的同志，到我們這一派群眾組織辦公室想要一些有關小道消息的傳單。當時辦公室正好來了幾個20來歲的小夥子，是"響噹噹的造反派"，他們看到對方群眾組織的人來到我們辦公室要傳單，認為是對方派來刺探情報的"特務"，視為不共戴天的仇敵，抓住對方的衣領就要打。當時我看到他們這樣無理，立即制止了他們的打人行為，救了對方的同志。

我當時認為，雖然兩派群眾組織的觀點不同，但卻是階級兄弟，不應視為仇敵。就很和氣的道歉說："老朱同志，他們年輕無知，不要和他們一般見識，你需要什麼傳單只要我有，你儘管拿，你以後需要什麼傳單，打個電話來，我給你送去就是。"接著我們談了幾分鐘，他拿了一些傳單，我親自他走，分手時，他很感動地對我說："邵師傅，今天若不是你救了我，我不知被打成什麼樣子，說不定連命也丟了，謝謝你的救命恩。"

一九六七年九，我從外地出差回西安，從火車站出來不久，有兩個人突然從背後把我抓住並不斷破口大罵。我回頭一看，是對方組織裡從事武鬥的兩名干將，隨後惡狠狠的把我的雙手用力往背後一扭，一手壓著我的頸，一手抓著我反扭的手，像押犯人一樣，把我押到西安火車站一個黑暗的地下室。我不知道對方組織在火車站設有據點，因而被他們抓住。我被他們押著左拐右轉的到了地下室。室內黑沉沉陰森可怕，室內的考慮凳子，銅絲鞭子，鋼絲鉗子 ，灌辣椒水的壺，捆人吊人用的繩子，打人用的棍子-------，總之，各種刑具樣樣都胡，我不禁毛骨悚然，心驚肉跳。我想，我們的人，凡是被他們抓住，不是被活活地打死，就是被割掉腳脛，打傷至殘。我是他們一心要抓的重要人物，今天落到他們手裡，就休想活著出去，不禁眼淚驟落。

到了地下室，我才知道是一個審訊室，他們把我往前一推，狠狠的對室內的幾個人講："今天抓個大傢伙，你們把他好好看住，千萬不讓他跑掉，等我們開會回來收拾他，叫他知道我們的厲害。"

抓我的人走了，我才慢慢地抬起頭來，室內只有三個人，其中一個看到是我，就說："你怎麼敢來火車站，今天叫他們抓住，定是凶多吉少------"我看和我說話的，正是被我救過的老朱，心裏一時閃出有救的一線希望，但又想，文化大革命搞得六親不認，父子、夫妻、兄弟姐妹都因觀點不一，互相殘殺，何況外人。心想，"今天既然被他們抓住，估計就沒有活著出去的可能了。"老朱一會對另兩個人說："你們先到門口守著，我跟他談談。"

那兩個人到門口，就像門神一樣把守著門口，生怕我從門口衝出去跑了。這時老朱把我叫在一邊，著急地對我說："他們開會很快就回來了，那時就有生命危險，現在我馬上放你走，你跟我來。"他打開後門，指著不太高的磚牆，"過鐵道，趕快往北跑。"他看我翻過牆，就回到室內去了。我連句感謝的話來不及說，只顧逃命。

六八年九月，工廠成立革委會後，我當了幹部。六九年在清理階段隊伍中，朱被他的車間當著反革命分子揪出來進行批鬥，關入牛棚。因他救過我，所以我向廠領導匯報朱在六七年九月如何救我，如果不是他救我，就沒有我的今天，要求廠領導告知朱的車間不要批判朱，對他從寬處理。廠領導因我是"抓革命，促生產"的積極份子，就同意了我的請求，朱回一生產小組勞動。

後來我每逢春節，都給朱拜年，以感謝他對我的救命之恩。

我救朱，朱救我，這些事說明什麼呢？它有力的證明：人心的本質都是善良的，善有善報是一定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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