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注重道德的教化，因此，其環境文化觀體現為生態倫理學，也就是潘岳同志在文章中提到的「環境文化道德觀」。因此，在本文之中，涉及儒家的「環境文化」與「生態倫理」是一對可以互換的概念。
儒家的生態倫理觀大致上分三個流派：以孔子、孟子為代表，注重敬畏天命，順天應人而重在人的一派，可稱為「人派」；以荀子及其後世的法家以及借鑒了法家學說的漢儒為一派（法家之學本出於儒家，韓非、李斯、吳起等著名法家人物就是荀子的學生），注重自然的客觀規律和國家的強大力量，環境保護重在富國強民，可成為「國派」；以朱熹為代表的宋儒，注重天命、天理的探討，可以稱為「天派」。今天我們談的是荀子的環境文化觀。
荀卿，生卒年不詳，是戰國末期傑出的思想家，大約生活在齊宣王末期（前３０１年）至秦始皇統一六國前後（前２２１年）。司馬遷《史記.孟軻荀卿列傳》有其生平事跡簡介。他的思想資料主要保存在《荀子》（又稱《孫卿新書》）一書中。荀子是對先秦諸子百家作總結式的大思想家，其哲學、政治、經濟、軍事和教育等方面的思想皆相當豐富，所以人們在對其主流思想作深入研究的時候，往往忽視了對其非主流思想－－生態倫理思想的研究。荀子生態倫理思想極其深厚，而其根本則是「天行有常」的倫理意識。
荀子在《荀子.天論》中基於自然界（天）與人類是有本質區別的考慮，提出了「天行有常」的生態倫理觀－－「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飢，寒暑不能使人疾，妖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自然界的運行變化是有固定的規律的，它不是因為有堯這種好的帝王就存在，也不是因為有桀這種暴君就消亡。只有明白自然界與人類各自有自己的職分，才可以稱得上是一個高明人。荀子提出人類社會出現的飢荒、疾病、殃禍「不可以怨天」，是由於「應之以亂」沒有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係造成的。這種對於自然災害的正確理解，在2000多年以前，是非常可貴的。
為什麼說「天行有常」呢？荀子在《荀子.不苟》中作出瞭解釋：「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原來「天行有常」是通過這些事情顯示出來的：上天不說話，人們卻認為它處於最高；大地不說話，人們卻認為它寬廣無邊；春夏秋冬四時不說話，老百姓卻都能感知節氣的變化。這些「不言」的事裡包含有它們自身的規律，即「有常」。荀子不僅僅指明「天行有常」的事實，而且認為天行之所以「有常」，在於「以至其誠者也」即大自然之所以運行有規律就因為它達到了真誠。真誠不僅能使天地化生萬物，還能使聖人教化萬民。「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荀子.不苟》）這樣，通過誠把「天地」和「聖人」即天人合一關係凸現出來了。「誠」即真誠無妄，是一種道德規範。天地有誠，意即天地亦有倫理道德行為。後西漢大儒董仲舒在荀子的基礎上又提出「行有倫理副天地」的倫理觀。這實際上反映了儒家這一流派的生態倫理思想的發展過程。
荀子不僅從「天行有常」中體會出天人合一的「誠」的生態倫理意識，而且重視生態倫理實踐，提出了「制用天命」的生態倫理實踐觀。他說：「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大天而思之，孰與物蓄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與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荀子.天論》）荀子在這段話裡，強調人類的命運在於如何對待自然界，主張把天當作自然物來蓄養、控制而加以利用，既要順應季節的變化使之為人類生產服務，又要施展人類的才能促使其保持不斷繁殖再生，用人力確保萬物成長下去；既要合理利用萬物，又要不造成浪費；不能放棄人類的努力，一心指望天賜恩惠，這樣，才不會「失萬物之情」，充分而合理地利用和愛護好生態資源，建立起天下「尊賢而王」或「愛民而霸」的良
好社會秩序，避免人類走進「盡亡」的泥坑。
關於「制天命而用之」，張岱年先生主編的《中華的智慧－－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精粹》中有學者誤解為是荀子不講尊重天命（自然規律），而是鼓吹「征服自然」的論調，這不符合荀子的思想本義。通觀《荀子》全書，荀子主張「天行有常」，肯定大自然的運行是有客觀規律的，人類只有在充分認識、把握自然規律的前提下，才能發揮好主觀能動性，合理利用好自然界。這裡「制」固然有控制、掌握之義，但緊接著講「用」，目的是為了對人類有用，「制」是為了更好地「用」，如果是不尊重自然規律，胡作非為地「制」，如何又能達到「用之」的目的呢？可見，荀子從來都不主張對自然界隨心所欲地控制、征服，他講「制天命」是在「敬天而道」（《荀子.不苟》）的大前提下進行的，他講的「而用之」也包涵著可持續利用的目的，即他在《荀子.榮辱》中講的「長慮顧後而保萬世」的意思，不能僅就一個「制」字，作片面的斷章取義的理解。
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天命」二字是直接繼承了儒家鼻祖孔子「五十而知天命」（《論語.為政》）和「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論語.季氏》）中的「天命」之義，它們皆指自然規律而言。從孔子到荀子的儒家文獻中，「天命」二字孟子沒有使用過。孟子只講過「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孟子.盡心下》），孟子用「天道」，不用「天命」，而孔子卻正好相反，一部《論語》只有子貢講過一次「天道」，孔子本人沒有說過「天道」二字。因此，在天道自然觀方面，荀子是有意識地與孔子保持一致性的。今人多有不識此「天命」繼承之奧妙，而將孔、孟天道觀視為相同，將孔、荀天道觀視為相異，這是欠妥的。孔子講敬畏天命，把「畏天命」看著是「君子」與「小人」的分界線。孔子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論語.季氏》），而荀子亦講：「君子，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則敬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荀
子.不苟》）意即君子與小人相反，君子從大處來講則敬畏自然規律，從小處來講則敬畏仁義禮節。由此可見，荀子也是講敬畏天命（自然規律）的。研究荀子的生態倫理思想，不能僅僅停留在「制天命而用之」而忽視其「敬天而道」思想。
荀子「制用天命」的生態倫理實踐觀進一步豐富了孔子「敬畏天命」的生態倫理思想，把儒學創始人開創的「知天命」－－「畏天命」生態倫理思想路線發展為「知天命」－－「畏天命」－－「制天命而用之」的生態倫理思想路線，這樣，就更具有實踐意義，既維護了人類管理地球的實踐主體地位，又凸顯了人類保護自然資源、使之
用之不竭和永葆生態平衡的生態倫理責任。毫無疑問，這種生態倫理觀是積極的而非消極被動的，對當代生態倫理學的健康發展有重要的參考和指導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