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人們對胡溫的期待，在策略不同的聲音背後，無不流露出對政治現狀的焦慮和變革要求。而胡溫執政以來所表現出的相對開明，與其說出自他們個人風格，倒不如說來自於他們對這種危機的認知和擔憂，來自於對民意洶洶的清醒覺察。
不錯，中國經濟延續著發展的勢頭，並且在輿論一律的渲染下，上演著表面繁榮的場景。但在高樓入雲的表象背後，是另外一種更廣泛的真實：赤貧人口大量存在，失業率繼續上升，社會保障系統萎縮，社會公正蕩然無存，侵犯人權事件比比皆是，局部性抗議示威事件頻繁，治安惡化，巨額資金外逃等等。這些深層次矛盾已經不止一次發出清晰信號：新聞封鎖造成的sars傳播、孫志剛事件引發的網路抗議運動、拆遷戶自焚，銀行搶劫案等事件，無不暴露出中共穩定壓倒一切的幌子下背歷史潮流而動的行為，其實正給整個社會帶來極其不穩定的風險。
當此之際，中共若持有一份對民族未來的責任心，必應未雨綢繆，撥亂反正，胡溫若要擔當其歷史責任，也正在於此。
我們能夠感受到民間輿論和部分新聞從業者的對這種歷史責任的共識，以及建立在這種共識之上的各種策略性呼籲。然而，羅永忠、翟羽佳、杜導斌等人的相繼被抓，使這些呼籲成為一廂情願的空谷絕音。對呼籲中的政治變革，尚難判斷胡溫是不願還是不能。但是，異議作家的相繼被捕已經宣告在目前階段民間輿論與中共黨內健康力量策應的不現實。
中共的表現說明：在承認事實和掩耳盜鈴兩種選擇中，它寧願通過囚禁思想者肉體的方式，繼續遏制思想的聲音；它寧願讓整個民族在黑暗中徘徊，以保護特權者的私利。
而異議作家被捕的理由，不外乎「涉嫌煽動顛覆政權」這類根本站不住腳的罪名。這些純以言論犯禁的網際網路作家的被捕，只能證明中共政權似乎越來越脆弱，以至於擔心任何批評性的言論都能夠「顛覆」這個政權。但是，當這種言論被視為顛覆性力量，那可絕不是杜導斌這些網路作家的責任，反倒是那些把該政權弄得弱不禁風的當權者應該思考的問題了。
來自於批評者的言論本應當成為各種社會力量對話的組成部分，只有建立在理性協商的基礎之上，持久的社會正義和穩定才有可能實現。就在當局抓捕羅永忠、翟羽佳、杜導斌的同時，這些作家們一直批評和諷刺的對象，那些受到官方及新聞控制體系包庇的人權罪犯，再次粗暴執法致死人命，釀成山東鄒城民變。憤怒的民眾以暴力反抗暴力，搗毀了當地政權機關。這可不是杜導斌他們煽動起來的，煽動這起顛覆當地政府事件的，不正是那些代表著國家權力的執法者嗎？
抓捕作家以求「穩定」，真可謂南轅北轍!
(自由亞洲電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