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字獄頻繁的初冬肅殺中，這無疑是個具有多重積極意義的好消息。
對劉荻本人、對她的親人，無疑是大喜訊，特別是與她朝夕相處的奶奶劉衡老人，更是莫大的安慰。在與老人通電話時，我能感到老人的喜悅，大有劫後餘生的感慨，因為老人本身就曾深受文字獄之苦。老人比任何人都能深切地體驗到：與她自己長達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涯相比，劉荻還是幸運的，中國畢竟再也不能回到極權的毛澤東時代，而只能逐漸走向尊重人權的自由社會，雖腳步遲緩，但決不會倒退。
對於中共現政權而言，雖然，官方不會承認抓錯了，只能用取保候審的方式來維護面子，還說這是「念劉荻年輕、初犯、涉案不深，屬於可以挽救的對象」，所以給予「寬大為懷」的處理。然而，無論以何種形式放人，即便僅僅是為了緩解壓力和改善形象，或為了使溫家寶即將開始美國之行，不至於在人權問題上無話可說，都是值得鼓勵和肯定的行為。因為，一個獨裁政權在大勢所趨和民心所向的壓力之下，不得不在人權問題上「偽善」，也就與尊重人權的主流文明接近了一點，起碼證明現政權還知道人權是普世價值，知道自己的道義劣勢，知道「文字獄」之恥，而不是像毛澤東時代那樣「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劉荻獲釋的最大意義，乃在於對民間維權的激勵。劉荻，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女大學生，變成受到廣泛關注的著名良心犯，完全得力於國內外公開的的持續關注，形成了先由內向外、再由外向內的雙向互動。劉荻的被捕在大陸民間激起的反抗浪潮，在同類案例中前所未有，藉助於網際網路的便利，民間連續三次網上簽名聲援，總人次接近三千。正因為她得到了國內民間的強烈的持續的聲援，才會在國際上引起高度關注。各大媒體、各人權組織的施壓，一些西方國家的政府也向北京交涉放人，內外壓力的合流才是劉荻獲釋的主要原因。
只要民間堅持公開維權，國際主流社會堅持施壓，那麼，針對個案的每一次群體維權皆是對獨裁者的壓力，壓力的逐漸累積，就會使作惡者所承受的道義壓力越來越強，即便不能取得立竿見影的放人實效，起碼會使民間力量得到持續的積累和擴張，也將使獨裁者為惡的規模逐漸縮小、強度逐漸減弱，直到來自國內外、黨內外的綜合壓力達到某一臨界點，追求自由的民間維權終將獲得免於恐懼的自由。
在劉荻走出黑牢之際，讓我們記住發起「我們願陪劉荻坐牢」的聲援運動的杜導斌，繼續關注真的坐進了黑牢的杜導斌，關注所有良心犯，直到「文字獄」在中華大地上絕跡。
2003年12月1日於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