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通話時我沒有聽清她的姓名，在通報導斌被捕消息將她的名字寫錯。在此，我向夏春蓉女士道歉。
導斌被捕的最初幾天，每與夏春蓉通話。她重複得最多的話是：「我心裏很難受」、「我堵得慌」、「我和孩子以後怎麼辦？」、「他們警告我，我不能在電話裡說……」、「我擔心，有些怕……」
一個妻子、一位母親的壓抑和無奈，一個女人那難言的撕心裂肺和對未來的恐慌，使話筒變得透明。我能看見她在流淚，淚水的倒流裹挾著鹽粒的尖銳，刺進她鮮淋而柔軟的靈魂；輕聲哀嘆中亮著看不見的刀鋒，劃開她無夢的夜晚。我想安慰她，但在恐懼突然從天而降的時刻，任何話語都過於輕飄。
雖說株連九族的毛澤東時代已經過去，但只要恐怖政治一天不終結，恐怖仍將無所不在；雖說一般不會株連到良心犯家人的肉體，但必定要株連到心靈。
我曾面對過3年裡往返於北京－大連的探監路上的妻子，面對過那些在「6．4」中失去兒子的母親，面對過孤身一人將女兒拉扯大的徐文立之妻的賀信彤，面對過為楊子立（被判刑8年）奔走呼號的路坤、為徐偉（被判刑10年）流過太多眼淚的王英，為何德普（被判刑8年）辯護的賈建英，數次聽過到堅信自己的孫女劉荻（被捕已經1年多）無罪的老報人劉衡的焦慮聲音……她們被恐怖政治株連的心靈，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嘆息、掙扎甚至泣血。影星劉曉慶曾言做名女人的艱難，然而，做良心犯的老婆更難。
今天，當我又聽著話筒那邊的夏春蓉時，再一次為這些被株心的女人而顫慄，也為她們能夠承擔如此重負而感動而負疚：當獨裁者把一位良心犯打入有形黑牢之後，也同時為他的親人們建造了「無形的心牢」。心牢中的親人們，特別是作為妻子、母親的女人們所要承受的壓力、恐懼的重量和殘忍的窒息，一點也不亞於黑牢中的男人所承受的。那是長夜孤燈和日常瑣事對身心的長期煎熬，是超負荷心贅和生活重負對人性本身的破壞性磨損，更是跟蹤監控和警告威脅所帶來的恐懼、驚慌、憤怒、無奈和抗爭……
同時，獄中良心犯所必須忍受的最大折磨，莫過於不斷地想像親人們單獨度日的艱辛，反覆懺悔自己加給親人們的痛苦。我在大連勞動教養院時，就總是想像妻子如何扛著瀋重大旅行袋的蹣跚，想像比這身體的負重更為瀋重的獨守空房的淒涼，她柔弱的身體能否撐得住如此瀋重的身心壓力。為此，我寫過多首向妻子懺悔的詩，其中一首叫做《和灰塵一起等我》。
恐怖政治的極端殘忍之處，正是對準親情、愛情和友情這些人性中最美好、也最柔軟的部分下刀子，每一刺皆血光四濺、體無完膚。不僅是文字獄本身，還有種種其他的刁難，特別是那種無法見上一面的揪心，甚至就是長時間的人間蒸發，妻子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男人身在何處，是死是活。每念及此，我就會生出做赤條條光棍的閃念。
11月23日，導斌已經被捕3週多了，夏春蓉又打來電話。她向我交代：截至目前，她已經收到關心導斌的好心人匯來的將近1萬元捐款，托我代她公布並感謝所有捐款者。開始時，我有些吃驚，心想：前幾天，夏春蓉還心懷驚懼、經常欲言又止，今天怎麼能在電話裡這麼口無遮攔？猶疑中，正不知如何回答。夏春蓉接著說：「我堅信導斌無罪，沒什麼好瞞的。你不是一直告訴我，一切公開，越公開就越能想得開，對孩子也有好處。公開也是最安全的。再說，我怎麼可能對那麼多好人無動於衷。他們幫導斌，就是幫我、幫孩子，幫我們全家共度難關。我從沒摸過電腦，就拜託你了。」
聽她這樣說，我忽地溫暖起來。我為這位初經大災難的妻子，也為導斌和他的兒子，感到慶幸。與我們第一次通話時的感覺相比，她的變化之大，用「判若兩人」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她真的變了，聲音明亮了，表達順暢了，開始有了最初的坦蕩和從容，甚至她在講述與警察打交道時，也不再有驚恐、怨恨和無奈，而是盡量用理性的態度來對待刁難，甚至以善意來理解中國警察的職業。她在電話中說：在給導斌送書籍和日用品的時候，那位看守所所長態度很溫和，當看守所收下送來的物品時，她頓生幾分好感，甚至會不由自主地產生感激之情。
相形之下，我這個歷經沙場的敏感人物，「6．4」後的10幾年來，一直處在中共專政機關的監控之下，反而在夏春蓉的坦然面前，顯得有些慌張和陰暗，頓生對自己的蔑視。好像在初冬的肅殺中，需要安慰的是我，而不是初遇大災難的女人。
放下電話，回憶起從導斌被捕到現在的整個過程，外界對導斌的關切與夏春蓉心態的轉變幾乎同步，正是海內外的聲援浪潮，給了夏春蓉以安慰和信心。
有時，苦難使人無畏並成熟，儘管這其中蘊含著太多的殘忍。然而，面對恐怖政治的坦蕩，畢竟還保持著對抗災難的信心和克服苦難的希望，哪怕這僅僅是保持一種平常心，每月一次的探監和料理好自己及家庭，而如果苦難使人懦弱並萎縮，豈不是除了對殘忍的逆來順受之外，再無其他值得珍惜的人性。一個良心犯的妻子，只要她公開地在道義上拒絕文字獄，就會保持住希望，樂觀地面對未來。
夏春蓉的變化告訴我：坦然是醫治陰暗和懦弱的良藥。
（2003年11月29日於北京家中）
轉自《民主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