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布希已公開呼籲北韓和伊朗向利比亞看齊，不過利比亞模式所代表的「寧靜外交」策略能否對其他「流氓國家」奏效，尚待觀察。美國國防大學的利比亞專家塔克伊指出，迫使格達費做出改變的力量是多種因素的綜合：泛美客機爆炸案之後的聯合國制裁、前蘇聯瓦解後的國際孤立，和國內經濟問題導致穆斯林與軍方內部不滿，釀成國內不安。
美國在一九八六年就對利比亞施以經濟制裁，原因是羅馬和維也納發生和利比亞有關的恐怖攻擊，八八年泛美班機在蘇格蘭洛克比上空爆炸案，追凶方向最後指向利比亞，聯合國在一九九二年對利比亞進行廣泛制裁。
利比亞從此陷入孤立無援處境，格達費私下開始尋求與西方和解。
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專家舍瑞西翁指出，至少從一九九○年代起，格達費開始和他在七○與八○年代信奉的激進阿拉伯民族主義漸行漸遠，轉而尋求和歐洲重修舊好，其主要原因是商業考量。為了取得發展經濟所需的西方資金和市場，利比亞必須遵守國際規範。
在柯林頓政府勸誘下，格達費決定接受洛克比空難的責任，於一九九九年將兩名涉案情報員交給西方受審，並在今年同意支付洛克比空難罹難者家屬二十七億美元的賠償金。此外，從一九九○年代末期開始，利比亞停止支持部分恐怖團體，並於九九年將避居該國十二年的知名巴解恐怖份子阿布尼達遣送出境。聯合國制裁則在今年解除。
目前任職布魯金斯研究所的前布希政府國安會成員雷佛瑞特透露，二○○一年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的幾個月，利比亞、敘利亞和伊朗均曾主動接觸美國，試探要怎樣做才能改善雙方關係。布希在二○○二年一月宣布「邪惡軸心國家」名單時，上榜的只有伊拉克、伊朗和北韓，利比亞不在其中。
「外交關係協會」的專家米德認為，美國有意藉由強硬對付阿富汗和伊拉克，向其他國家宣示美國鏟除威脅的決心。他認為利比亞在薩達姆被擒之後隨即宣布和美英和解，在時間上太過巧合，一般很難不認為布希的強硬政策奏效。
相對於米德的恐懼論，布魯金斯研究所專家宋能斐則從理性選擇的觀點去解讀格達費的決策動機。他指出，對格達費而言，現在是用放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換取最好價錢的最佳時機，而利比亞人「可不像北韓人那樣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