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著平常心
1999年12月25日晚，吳兵第三次上門，一屁股坐下來，不緊不慢拉開家常。先是說，他九年前就寫了入黨申請書，可是這份申請書揣在兜裡九年多，也沒往上交，為什麼呢？「我看著好多黨員還不如我呢，好多壞事都是黨員干的」。
但最近他還是將入黨申請書交了。「沒辦法呀！在這一行干，想得到提拔，不是黨員行嗎？總不能一輩子都當小民警吧？當小民警也不打緊，可現在什麼都跟經濟利益掛上鉤，沒有官銜錢就少得很，兒子一天天大了，花錢的地方多了，沒錢怎麼行？」
然後他說：「現在這社會也亂了，就說我們局長的兒子吧。剛十幾歲，就學會吸毒，沒多久就把家裡的錢吸光了。別看局長在局裡挺威風，拿自己的兒子就沒轍，最後兩口子狠心，送戒毒所吧。」
兒子聽了，絕望地衝進廚房拿出菜刀，「噹！」地一刀就將自己左手的大拇指齊跟跺下來。
局長盡速叫車將兒子送到北京最好的外科醫院，好歹算是接上了。兒子傷好些還是將他送到戒毒所。過了幾天當媽的不放心，到戒毒所探望。兒子見到爹媽，一上來就說：「給五百塊錢！給不給？」好像只要有五百塊，在戒毒所照樣能弄毒品抽。
局長猶豫著，兒子「唰」地一下，就將剛剛接上的大拇指又拽下來……。
聽到這，我的心也像被誰冷不防地拽走一塊似地痛，做父母做到這個份上，真是生不如死啊……。
吳兵停下來，從兜裡摸出一支煙抽著。我問他：「你兒子幾歲了？」
「三歲，剛上幼兒園。我常想，如果我兒子長大後也學壞，我可怎麼辦？」
看他發愁的樣子，不由也暗嘆口氣。我女兒的小學離家只有五分多鐘路程，可是這五分鐘裡，她就要經過兩家打著「美發店」、「按摩院」旗號的變相妓院。當她無邪地看著那些濃妝艷抹站在門口招攬顧客的「小姐」時，我又何嘗不曾擔憂？
閒聊到此，吳兵終於切入正題，他說這兩天外面有點亂，讓我們最好別出去，我問他到底有什麼可亂，他支吾地說：「今天不是聖誕節嘛，外面亂。」
我反問：「聖誕節有什麼好亂的？」
他說不出什麼道理，只是堅持反正這兩天別出去。我說，放心吧！我們絕不會不動腦子胡來的。
他走後，我和先生議論，這個政府這樣下去不把自己折騰垮才怪，過個聖誕節也要這麼緊張，至於嗎？
第二天一早，12月26日，安秀蘭又打電話給我，說今天可能真的要開庭審法輪大法原研究會成員了。我剛想問她消息確切否，突然想起昨晚吳兵到家「打招呼」的事，這可是「此地無銀三百兩」，說明今天必定開庭無疑。
上次假開庭已抓了一千多人，這次真要開庭，再去會怎樣？不用想也知。然而我要去為法輪功說句話的決心已下，心裏十分平靜。
《西遊記》說，假扮唐僧的孫悟空將胸膛剖開時，骨碌碌滾出一大堆心：慳貪心、利名心、嫉妒心、計較心、好勝心、望高心、侮慢心、殺害心、狠毒心、恐怖心、謹慎心、邪妄心、無名隱暗之心、種種不善之心……都是修煉人應去掉的執著心。我悟到應站出來衛護真理後，怕心、歡喜心、顯示心、爭鬥心和衝動的情緒也一一暴露，直到這時，我才感到那些心都消失了，胸中只剩一顆平常的心，一切都變得很平常、很容易。
看到宇宙真理
以前從未坐牢，不知該帶些什麼，只胡亂找了兩包衛生棉帶上。
我再次問先生：「你去不去？」心想他若不去我就自己坐地鐵去法院。
他似乎沒怎麼多想就說去，那天是星期天，我們正在裝修新買的房子，本來說好要一起去買裝修材料。
開著車，我們來到位於石景山區的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附近。老遠就看見法院所在的那條街上三步一哨，五步一崗，戒備森嚴，汽車根本進不去。
我們開著車兜個大圈子，將車停在附近居民住宅區，然後步行前往法院。
法院所在的這邊禁止行人通過，因為開庭已經戒嚴，堵在街頭的警察讓我們從馬路另一側走。
我們從法院對面的人行道走到法院對面。我看見法院門口有一輛大公共汽車，閃過一念：怎麼法院門口還有公共汽車站啊？
馬路中間站著一個警察，先生對我說：「你先去問他今天審不審案，讓不讓聽，我去給吳兵打電話，從他那兒打聽打聽。」
我走到警察面前問他：「請問今天審案嗎？」
「你想幹嘛？」
「我想旁聽。」
「是煉法輪功的嗎？」
「是。」
他突然提高嗓門，看著馬路來往的人問：「還有誰是煉法輪功的？」
一男一女兩年輕人手拉手走上前說：「還有我們。」
先生也不知何時走過來，與我們站在一起。
警察一邊審視馬路對面行人，一邊高聲問：「就你們四個嗎？」
不再有人答應。警察說：「你們四個跟我來。」
我跟在他後面，連聲問：「讓聽嗎？讓聽嗎？」他卻不答。
沒走幾步，來到剛才看到的公共汽車門口，警察說：「上車吧。」
我們才反應過來，原來這就算被抓了。不知是誰抗議：不讓聽不聽就是了，為什麼抓我們？
警察堵住我們的退路說：「上車。」
一上車我就看見安秀蘭，她也被抓了，其餘的人我都不認識。
大公共汽車跟「7.20」那天一樣，很快就裝滿被抓的人。我們再度被拉到石景山體育館門口排隊，一個一個登記。
登記到我時，警察聽我的文化程度是碩士研究生，似乎吃了一驚，放下筆問我：「你煉功看書嗎？」
「看。」
「你看到什麼？」
我看著他的眼，一字一句告訴他：「我看到宇宙的真理。」
「合法」的「非法」聚集
登記完，警察沒像「7.20」那樣把我們關進體育館。他們臨時在體育館外牆貼上一些紙條，寫上各區名字，每隔幾十米貼一張，讓我們自己找到自己所在的區，站在紙條處等候發落。
警察和工作人員忙成一團，一會：「怎麼還有通州的！」一會又聽見：「怎麼還有佳木斯的！」佳木斯幾乎快到中國邊境了，他們沒想到那裡也會來人，所以沒有預備紙條，只好現寫，邊寫邊罵人。
半個多小時後，吳兵開著警車趕來。他的臉黃黃的，見到我們劈頭就說：「你們這下可把我坑慘了！昨晚咱們聊得好好的，我跟所長拍胸脯保證我這兩個人不會出問題，早上我懶了一下沒去堵你們，你們倒好，全給我跑這兒來了！讓我怎麼跟所長交差？」
那天與我們同一「片」被抓的，還有一個中年婦女於傑，她在一家已停產的蜂窩煤廠上班，她丈夫也煉法輪功，只因在人民代表大會期間給總理熱線（注1） 打了電話，說不該鎮壓法輪功，就被開除工職和黨籍，兩口子帶著十幾歲的兒子，生活十分困難。
警車拉著我們三人在路上飛馳，回到我們所屬的永定門外派出所。這次與前幾次不同，一進派出所就先讓我們簽「傳喚證」。吳兵臉色越來越難看。
錄完筆錄，我們被關入一房間，裡頭已有四個人，她們也都是法輪功學員，昨晚就被管片民警帶到派出所「看管」。
看守我們的警察似乎忙不過來，一會兒就走了。門口看守的換成一個骼膊上戴著紅袖章的居委會「治安員」之類的人物。
我們被關屋裡一整天。從交談中瞭解，她們四人之前都已「光顧」過拘留所，所以一有風吹草動，片警就將她們關起來，免得她們再「犯錯誤」。
那天是我自鎮壓以來，第一次這麼長時間和其他修煉人一起交流、談心。有意思的是，我們七人若是在外面這樣一起談論法輪功，立刻就會被視為「非法聚集」而逮捕，現在卻是他們將我們抓到一起「聚集」。不知這種聚集究竟算「合法」還是「非法」？
晚上八點多，吳兵將我和先生叫到另一間屋。他看著我們嘆了口氣，對先生說：「給老太太打個電話吧。」
先生問：「你估計得多久？」
「不知道，得等上面的精神。」
先生掏出手機，撥通家裡電話，含糊其詞對婆婆說：「媽，我和曾錚可能要出去幾天不回家，您一切小心，別等我們了。」說完，沒容她問就掛上電話。
初識失去自由
打完電話，我們被帶上囚車，與我們一起的還有於傑。我們三個因是從法院門口抓的，所以性質嚴重，這就算被拘留了；昨晚進派出所的四人，因沒有機會「犯錯誤」，不久就被放了。
囚車行駛在昏黑的路上，我才感受什麼叫失去自由。街上行人和囚車外的景物模糊，像另一世界，恍然如夢。
先生倒還在現實之中。他又掏出手機讓我們的同事幫忙請假，最後居然還沒忘打給裝修房屋的工頭，告訴他裝修材料沒買來，讓他先幹別的。一個老警察喃喃地說：「打吧，打吧，一會兒到了拘留所就不讓打了。」
我本以為拘留所離城區很遠，誰知沒多久就到了。
天太黑，看不清周遭景物，只覺車停在一個大院裡。緊閉的鐵門前，站著荷槍實彈的武警，門前一米多遠的地上，劃著黃色警戒線，任何人不得隨意進出。
昏暗的燈光下，我們進入大鐵門，裡頭便是鐵網高牆所包圍的「崇文區看守所」。
我們被帶到「羈押區」的「收押室」，登記後就算被「收押」。收押室有一面牆的上半部是玻璃窗，透過玻璃能看到收押室隔壁的「監控室」，裡面有好多閉路電視，一面牆上密密麻麻掛滿小木牌，牌上寫著在押人員的姓名和所在牢房。
收押室的警察不緊不慢翻著我們的檔案，隔壁監控室一個警察突然叫：「真他媽的不要臉！大冬天的，露著大屁股睡！」
順著話音望去，只見說話的警察正盯著一臺閉路電視，屏幕上有一群女子在睡覺，其中一個大概翻身時把被子蹬掉，只穿著三角內褲和胸罩的胴體赫然裸露在監控室的男警面前。警察嘴裡罵著「不要臉」，卻是一臉興奮和意猶未足。原來每間牢房都有攝像機探頭，牢房的一舉一動都能通過閉路電視傳到監控室的警察眼裡。
收押室的警察翻完檔案，拿出一些表格讓我們填寫，馬上有人抓過去看嘖嘖稱奇：「呵！兩口子一起進來，還都是研究生！」
聽得出，說這話的警察心情非常複雜，不明白研究生也煉法輪功？這法輪功只怕還真有點門道．兩口子一起進來，家不要了？跟政府作對有什麼用？白讀這麼多年書，讀呆了！……
白菜游泳配窩頭
填完表格，開始檢查我們隨身物，除了手紙，任何東西都不許帶進去，連頭上的髮夾、衣服的金屬鈕釦飾件都要拿下來，皮鞋也要脫下光著腳進去，據說是為了防止踢人；過濾金屬對象，是防止你想不開吞到肚裡自殘。
我們三人一無所有光著腳站在原處。我的髮夾被拿走，長發披散。這時女警帶來一個穿著粉紅色內衣年約三十歲的女子。她在一群綠制服的警察中間，身上的內衣特別扎眼。
我猜不出她是什麼來頭， 突然靈光一閃，想起安秀蘭給我看過一些資料，列印自海外法輪功學員在鎮壓前一個多月剛建的《明慧網》，其中有許多是法輪功學員被關押在拘留所的經歷，曾提到「牢頭」，也稱「號長」的人物。是的，這個身穿內衣的特殊人物一定是個「號長」。
我沒猜錯，她果然是這裡一個「紅人」。中國的看守所、勞教所和監獄，實行的都是犯人管犯人的制度，看守所每間牢房有個「頭」，正規稱「學習號」，意思是代表其他人學習牢裡諸多規矩，犯人稱他們「號長」，「牢頭」，或「頭板」等，每個看守所稱呼不一。警察靠他們管理各號，他們在犯人中很有勢力。
除了「學習號」，還有「勞動號」，也叫「筒道長」，地位更高，只有他們可以在牢房外參加「勞動」，如打掃衛生、替警察洗衣服、發飯、發水等，他們能與警察直接接觸，警察不便幹的事都交給他們去辦。由於他們的「貢獻」大，往往還能減刑。很多都是家裡有「托」 的，一般犯人誰也不敢惹他們。
看守所就像一個複雜的小社會。有人家裡有「托」（注2），在這裡過得很「滋潤」；有人靠著在社會混出來的狠勁欺壓別人，從別人那兒「切」（注3） 錢、「切」東西，好歹也能給自己「改善」一下「生活」；家裡無權無勢、沒錢、老實的很受欺負。
在法輪功學員進來之前，一般是經濟犯「社會地位」較高，其次是打架、殺人、搶劫的、販賣黃色光碟等；然後是吸毒的和小偷，地位最低的是賣淫和嫖娼。在北京的看守所，外地人也比較受欺負。總的說來，罪行越重反倒越威風，因為罪行越重，意味他在看守所的時間越長，資格越老，「多年媳婦熬成婆」，不欺負新來的欺負誰？
我剛琢磨出這個身穿內衣的人是「號長」，女警便勒令我跟她進去，我明白我就要與先生和於傑分開了。
我回頭看先生一眼，他忙將兜裡揣著的一條小手絹塞到我手裡，眼中是我形容不出的神情。
小手絹成了我唯一的「財產」，我將它捏在手裡，跟著女警和「號長」順著監控室外的走廊往監獄深處走去。
沒走多遠來到一道大鐵門前。女警按響門鈴，值班的警察開門放我們三人進去。進了大鐵門，有幾條過道呈放射狀，每個過道都一面是牆，一面是一字排開的牢房，這些牢房屬於同一「筒」。
我被帶到最右邊「東一筒」的警察值班室，「號長」二話不說，伸手就進我衣服裡面一陣亂摸──這就算是搜身了。
搜完身，我被帶到一個牢房前。牢房外有兩道鐵門，一道實心門，一道柵欄門。我在拘留所「學」到的第一個「規矩」是：永遠不許用手碰門，否則視為逃跑！
警察替我打開鐵門，我就進了牢房。
這是一間只有十平米左右的房間，除了一條不足一米寬的過道，其餘就是一張大炕，犯人稱它「板兒」，晚上睡覺、白天「坐板」，吃飯、休息全在上面。過道盡頭有一洗臉池，對面是便坑。便坑與「板兒」之間是透明玻璃，上廁所的任何細小動作，外面全看得見，據說是為了防止有人趁上廁所自殺。我發現我不僅失去了自由，也沒有隱私可言。
所謂「坐板」，就是一字排開坐在「板兒」的邊沿，腰板挺直，兩腿併攏，雙手放在膝上，不許動，不許說話，不許上廁所。一般是從早上八點開始坐板，坐到十點多吃飯，吃完飯接著坐，到十二點結束「撤板」，然後下午兩點又開始坐，直到五點，中間再吃一次飯。
看守所一天開兩次飯，定量是一人一天三個饅頭，不夠的只能加窩頭，菜永遠都是白菜湯，為數不多的幾片爛白菜葉在湯裡漂著，犯人稱它「白菜游泳」。
饅頭一天只發一次，發的時候就是冷的。吃完第一頓，餘下兩個只能自己找塑料袋裝著，冬天難免變得又乾又硬，夏天弄不好就餿了。飯由「勞動號」拎到鐵門外，再由號長接過來，由地位僅次於「頭板」的「二板」發給每人。「二板」飯杓在手，權力很大。
牢房的等級制度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嚴酷。「頭板」睡在最靠門這邊，依次是「二板」、「三板」、「四板」等，坐板、被褥、洗漱用具、飯盆擺放順序、發飯、洗漱、上廁所的順序…，都必須嚴格依序進行，誰要不小心弄錯，或剛來還不適應，就要大禍臨頭挨打挨罵。
睡覺時，一般是前四板佔據一半的地方，後面不管有多少人，只能擠在一起，再不行就睡地上。
牢房裡的活就兩種：打掃衛生和值夜班。打掃衛生包括擦板、擦地、刷洗臉池、刷便池、倒垃圾等，值夜班是為防止有人半夜自殺。兩人值一班，兩小時換班，誰幹誰不干或干多少，都由頭板說了算。
這是北京的看守所，外地的拘留所也有要幹活的。我妹妹說她們在拘留所裡就被強迫用手一顆一顆挑選麥冬（一種中藥），每人每天的定量很重。
負責管理在押人員的警察稱「管教」，一般白天上班，處理日常事務，晚上值班的警察稱「班長」，任務是二十分鐘巡視一次，保證沒有自殺、逃跑、打架等事件發生。負責審案的警察叫「提審」，他們只管案件審理，不管犯人生活，與管教不屬同一部門。
無師自通「睡立板」
入監第一印象是：怎麼這麼多爛被子？仔細一看，板上密密麻麻全是人，她們身上都蓋著破被子，有的已經睡著。
我一進來，立刻就有好多個腦袋從板上昂起來，好奇打量我，兩三個聲音同時喝問：「什麼事兒進來的？」
「法輪功。」
「怪不得，你看她臉上一點也不起急的樣子，早就做好思想準備了。」
號長從板上坐起來，一本正經地對我說：「你們法輪功都是好人，心都挺善的，你別給我們找麻煩，別在這兒煉功，別的我也不為難你。」
號長吩咐我先別睡：「一會兒要提你。」「提我」就是一會兒要提審我。
板上擠得根本沒地方了，過道地上還睡了一個人，我只好坐在她旁邊等著。房裡有一股怪味。
等到半夜，管教終於過來將我帶到監區對面的「提審樓」。
「提」我的是一個年輕女警，一看就是剛參加工作的，可能正因如此，她倒還守規矩，問話前先向我出示一張紙，上面寫著在押人員可以享有哪些權利，一共有七八條左右，我只記住兩條：可以有沉默權、可以請律師。
像我這樣的「案件」提問什麼呢：你為什麼去法院？誰讓你去的？政府取締法輪功你知不知道等。我一一作答，她公事公辦記錄下來，就叫我回去了。
回到牢房，大部分人已經睡著，除了前四板，後面的人一個挨一個，根本就沒有空隙了；號長指著一個地方說：「你睡這兒吧，跟她蓋一床被子。」
我奮力從兩個人中間擠進去，發現只能側身躺著，還得將兩腿和全身繃得筆直，後來才知道，這種姿式有個專有名詞，叫做「睡立板」。我無師自通找到這種最節省地方的睡姿。
那夜我睡得很沉，連夢都沒做。
很快我就發現，同牢房的十四五個人當中，有兩個法輪功學員，一個叫李心明，五十二歲，與她兒子一起去信訪局上訪時被抓，已關了二十多天。她兒子現在男監，被稱作「小法輪」，二十多歲的小夥子，個頭非常矮，只有一米四幾，在修煉法輪功之前，他幾乎沒有活下去的勇氣，因為無法面對自己跟侏儒差不多的生理缺陷。修煉改變他的一切，使他成為一個快樂自信的人。他很有才華，被中央美術學院破格錄取，正在上學，但現在坐了牢，不知能不能保留學籍。母子同時被捕，就跟我們夫妻同時進來一樣，一時成了拘留所的新聞。
另一位法輪功學員是從山東來上訪的老太太，剛下火車碰到警察查問「煉法輪功的嗎？」她說是，就直接被抓進拘留所，同行其他幾人也被抓。聽她說到這裡，牢房裡有人驚嘆：「哎呀！怎麼那麼傻！你不會說你不是煉法輪功的？」
老太太憨憨地笑著，我替她答：「她修的就是『真、善、忍』，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說假話！再說她來北京就是來上訪，現在上訪就被抓，早抓晚抓有什麼區別？」好幾人唏噓不已，對老太太能「傻」到那種程度還是不能理解。
在中國搞新聞的秘訣
牢房裡其他人多是年輕女孩，除了一個經濟犯、一個販毒、一個吸毒，外加號長是竊盜犯，其餘全是賣淫進來的。
八點鐘，我們準時「坐板」，坐到九點左右，管教突然通知各牢房將閉路電視打開，收看重要節目。我們不知發生何事，都揚著頭盯著掛在鐵門上方的電視。
原來是昨天開庭的專題報導！那麼昨天真的開了庭！頭天晚上被關在派出所時，房裡有台電視機，我們非常留意收看「新聞聯播」，裡面隻字未提開庭之事，還以為這件事沒發生呢。
報導說，昨日上午九點，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對什麼什麼案件進行審理，多少多少群眾到場參加旁聽等，然後宣布判處李昌十八年有期徒刑、王治文十六年、紀烈武十二年、姚潔七年。
判得這麼重！同監的人感慨紛紛。我不由想：早上九點就審了案，晚上七點的「新聞聯播」還不播，中央臺的效率哪有這麼低？足見其中有詐，節目肯定不是一個客觀報導，需要做很多「技術處理」。要求旁聽的去一個抓一個，一傢伙抓了一千多人，那些現場的「群眾」是從哪來的？他們從哪弄到「旁聽證」？
我有一個親戚是四川大學新聞系畢業，在一家電視臺工作，他曾一針見血對我說，中國沒新聞，所有媒體都是黨的喉舌和宣傳工具，所有的報導，哪怕是娛樂節目，都有一個政策導向。弄不明白這事的人，就不要吃「新聞」這碗飯。
四塊五毛錢上北京
「專題報導」反覆播了七八遍，犯人們開始不耐煩竊竊私語。鐵門「光」地一下開了，原來是張管教要找我談話。
張管教將我帶到辦公室，拿出記錄紙，沒問我姓什名誰，一上來就說：「你別以為你才是最執著的，我這裡關過比你執著的人多得是。有一對山東農村來的母女，兜裡只裝了四塊五毛錢，騎著一輛破自行車就上北京了。好幾百裡地，母女倆輪換著騎，一人馱著另一人，累了在公路邊玉米秸堆裡睡一覺，餓了啃點自己帶的干饅頭，四塊五毛錢揣到北京還一分沒花呢。母女倆都不識字，問她們什麼都不說，就說法輪功好，你算什麼！」
我的眼淚「刷」地流下來，我將手伸進褲兜裡去摸我的小手絹，張管教立即神色緊張：「你幹什麼？」
早上洗漱時，我才發現沒有牙具，只能用先生給我的小手絹胡亂抹一把臉。洗完臉頭板不許我將小手絹晾在牆上，我只好將濕漉漉的手絹裝在褲兜裡。
我掏出小手絹擦擦淚說：「不幹什麼，我太感動了。」
張管教鬆口氣，問我知道我們的「頭頭」李昌被判十八年有什麼想法。我告訴她李昌不是我們的「頭頭」，我們沒有什麼「頭頭」，我相信李昌坐不滿十八年一定就能出來，但我發現她根本不相信，也不能理解我的話。
我感到無奈，很難向她解釋清楚，她也無心多聽，匆匆填完將我登記在冊的表格，就讓我回監。
白天很快就過去，我的心很靜，思想很空，只覺眼前的人物晃來晃去像夢一樣不真實，跟我沒有任何關係。
晚上輪我值班時，我坐在板的邊緣，好不容易才在人、枕頭和被子中勉強弄出一塊地方來將腿盤上，兩眼一閉開始打坐。
剛坐幾分鐘，就聽頭板厲聲喝道：「曾錚！你幹嘛呢？」
睡著的人都醒過來。頭板說，你要煉功，管教看見我就吃不了兜著走，我也不想為難你，這樣吧，你睡吧，我替你值班，行嗎？
她這麼說話，我倒覺不好堅持，又不願影響其他人休息，只好不再煉功。
值完班我擠在板上睡不著。我想，頭板不過是執行警察命令，我要堂堂正正向警察要求煉功，她們不同意我就絕食絕水！一定要堅持到底！我能做到嗎？我希望我能做到，我相信我能做到。
想到這裡，我似乎被自己的決心感動，閉著眼潸然淚下。旁邊值班的一個女孩以為我在為自己的境遇傷心，同情地輕聲說：「她煉煉功就進來了，也夠冤的。」
我沒有說話，只是暗下決心要爭取煉功的權利。
法律自由心證
第三天下午，我們正在坐板，牢房鐵門突然打開，一個無比不耐煩的聲音從走廊裡嚷道：「曾錚！出來！」
我順著聲音剛出去，一個胖女警上來就翻我的衣兜；當她翻出我身上看守所用的代金券時，更不耐煩嚷道：「你怎麼還有這個！」
看守所裡不許用現金，所有現金都存在收押室，要用錢時由「勞動號」登記，兌換成代金券，再用代金券買東西。上午我剛換了三百元，交了一百五十元被褥費，三十元「公用錢」（注4） ，還剩一百多元。
我不明白我兜裡裝著代金券有什麼不妥，她大聲怒吼：「放你走了你不知道！這個時候我到哪裡找人給你把這換成錢？！」
放我走了？這我倒沒想到，李心明都來二十多天了還沒放呢。
看她那麼不耐煩的樣子，我指著李心明問：「我能給她嗎？」看守所規定，在押人員不能互贈錢物，訂這條據說是為防止牢頭獄霸「切」其他人的東西；但實際上該切的一個也沒少切。
她還是不耐煩地：「隨你吧。」
李心明丈夫早死，她和兒子都被抓，身上一分錢也沒有，真要放她出去可能連公共汽車票都沒法買，我領到代金券時就要給她一些，她死活不收，我只好作罷。
這時我仗著警察的「勢力」，料她不能不要，趁她還沒反應過來，一把就將代金券扔到她懷裡。生怕她又將錢還我，扔完錢我轉身就跑，突然瞥見同牢房那些女孩的臉上掛滿了艷羨，既羨慕我被放走，又羨慕李心明發了一筆橫財，有人臉上還掛著我沒有將錢扔給她們的遺憾……
跟著那個胖女警走出監區，一進收押室，就看見先生那張鬍子邋遢的臉。我從沒見過他這麼長時間不刮鬍子的狼狽樣，心裏隱隱有些痛。後來他告訴我，他不僅兩天沒刮鬍子，還兩天沒洗臉、沒刷牙，因為沒有毛巾和牙具。他被分配跟一個吸毒犯合蓋一條到處是窟窿的被子，睡在冷冰冰的地上，一整夜都暖和不過來。吸毒犯正犯癮，睡覺時口水流得滿地都是，讓他噁心得想吐。兩天中他還趕上一次放風，那時接近元旦，北京氣溫早已降到零下，放風時他光著腳丫，凍得直跳。他問我跟誰合蓋一條被子，我告訴他是個因淫亂罪（幾男幾女一起在桑拿室胡搞）被抓進來的女孩時，我覺得他又想吐了。
辦完領取隨身物品的手續，我們被帶出拘留所大門，先生才放鬆。他說他被帶到收押室時，看見桌上有張行政拘留票，上面寫著對我處以行政拘留七天的決定，他以為只放他，不放我呢，誰知怎麼將我一起放了。
但我沒見到這張拘留票，也沒有任何人口頭或書面向我宣示過。第二次進拘留所時，提審告訴我，因為那次我在拘留所停留的時間沒有超過四十八小時，所以將我的記錄改成「盤察置留」，也就不算拘留了。這種先抓人、關人、再回頭根據實際關押時間來填寫法律文書的做法，又讓我長了一回見識。
派出所分管法輪功問題的副所長牛軍，在拘留所門口等我們。三十歲左右的牛軍，白白淨淨的臉上滿是往上爬的慾望。
上了派出所的車，牛軍做出一副拿我們當朋友的樣子，明是規勸，實是威脅：「政治鬥爭只講手段，不講對錯，你們知不知道？當年蔣介石是怎麼整共產黨的？『寧可錯抓三千，不可放過一人！』你們學了那麼多年歷史，白學了？」
我本想反駁兩句，可不想跟他講話，又覺得拿我們跟共產黨相比，毫不妥當，因此就沒有開口。
臨放我們前，他似乎「關切」地：「回家後好好洗個澡，明天上班去吧。」但我聽出來，他其實是想說：「這下子你們這兩個『體麵人』知道厲害了吧？拘留所是好待的地方？髒都髒死你！料你們下回也不敢了！」
我們想起車還停在離家二十多公里的法院附近，先生讓我先走回家，他叫輛出租車到法院那裡去把車開回來。
三天前面對警察時我多麼坦然，這時卻突然害怕起來。我一把拽住先生的骼膊說：「不行！我跟你一起去，一會兒回家你走前頭。」我不怕警察，卻不敢一個人回家去面對公公婆婆。
（待續）
註：1、總理熱線：人民代表大會期間設的熱線電話，公民可通過撥打此電話向總理反映意見。
2、有「托」指有關係、能走後門、或在警察處使了錢打點
3、指強行索要
4、「公用錢」 用來買日用品的，由頭板掌握，用於公用或給那些家裡無人送錢身無分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