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你能大致介紹一下王為宇的情況嗎？
吳松：可以。王為宇是我的大學同班同學，我們都是清華大學91級精密儀器系的學生。他是從山東省保送過來的省級三好學生，當時是我們的班長。大學5年的學習中，他一直是同學們和系裡老師們公認的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曾多次榮獲各類獎學金。
大學畢業之後，我來到德國學習。他留在清華被保送讀博士。導師是系裡的金國藩院士。王為宇中學就入了黨，大學期間也一直是學生幹部，系裡的黨委也一直很器重他，但是法輪功被鎮壓之後一切情況都變了。
記者：那麼鎮壓之後他的情況如何呢？
吳松：哦，我98年回國度假時回學校去看老同學們，才發現王為宇從96年開始就在修煉法輪功。法輪功這個功法我也是第一次從他那裡聽到的。後來我2000年10月回國結婚，又回到清華去看他們。那時他已被勒令退學，居無定所，警察還在找他。他給我講了他去天安門廣場抗議的經歷以及在派出所裡受到的虐待。
我們系的黨委書記王東升是個很陰險的傢伙，他為了自己的利益，使用各種手段來迫害王為宇。有一次他逼迫王為宇放棄他的信仰，甚至用「白刀子進紅刀子出」這樣的話來威脅他。但是王為宇卻跟他說：「我們都是共產黨員，我還敢說句真話，而你卻不敢！」結果黨委書記無言以對。這些話都是王為宇親口告訴我的。
王為宇過了一段流離失所的日子以後，竟然在一家外企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而且老闆很清楚他就是煉法輪功的，也就是說他很支持王為宇的信仰。但是雖然在工作上王為宇沒有受到什麼限制，然而國安特務卻沒有放過他。國安部不知道花了多少錢和精力用在對內鎮壓自己的人民上，到時候這筆帳都會算清楚。可以肯定的是，國安一直在跟蹤王為宇。
2002年8月12日，王為宇在出差趕火車的路上被國安特務綁架。後來就一直杳無音信。我們都猜測他被關在北京市公安局七處。但是誰也沒有他的確切消息。包括王為宇的父母，他們也不知道他們的兒子在哪裡。
我曾經打電話給我們系黨委書記王東升，他推脫說他不知道，因為王為宇已經被勒令退學，他管不著了。其實他肯定知道的，他還曾經給王為宇的父母打電話，假惺惺的關心王為宇的情況，實際上它是想打聽王為宇的下落。這個壞傢伙以後逃脫不了對他的審判。
記者：王為宇和兩外兩名清華大學法輪功學員虞超和褚彤馬上要面臨審判，你對這件事情怎麼看？
吳松：我是大致在三個月前在網上看到他們面臨審判的消息的。不管怎麼樣，是有了王為宇明確的消息。但是具體他在這一年半的被關押期間是否受到迫害以及他目前具體的情況如何，我都無從得知。就我知道的情況，大陸的公安系統為了鎮壓法輪功，使用了一切非人道的手段來迫害他們。尤其惡劣的是對他們的洗腦，這個東西比對肉體的折磨還要殘酷百倍。因為一個人如果沒有超人般的意志，是很難抵抗那種精神上的折磨的。我還有一個朋友，原北京協和醫院的研究員林澄濤，就已經被折磨的精神失常了。
至於說這個審判，你知道目前在中國的很多事情還是處於一種無法無天的狀態，尤其是對法輪功的迫害，更是肆意妄為。公開的審判基本上都是走過場，內部早就訂好了怎麼判，而且往往是先定罪，後找證據。甚至是沒有什麼證據也可以強行地給你定罪。就包括對法輪功的鎮壓，99年7月20日在全國範圍內取締法輪大法，然後10月份緊急召開人大會議針對法輪功立法。這在西方自由社會裏都是不可思議的事，然而在當今的中國卻這樣荒唐的發生了，而且還在繼續著。
但是我相信，善惡有報是天理，就連那些迫害好人的惡警自己也知道自己以後逃脫不了歷史正義的審判。他們每天都生活在真正的恐怖之中，一方面迫於江澤民的淫威在幹著傷天害理的壞事，一方面又為自己的將來而膽戰心驚。說實話，也真是夠可憐的。但是他們每個人自己怎麼去選擇還看他們自己的。
所以對於王為宇他們面臨的審判，我覺得到是要從另外的一個角度上來看：在今天的中國還有這樣一群年輕的高級知識份子，敢於堅持自己的信仰，在壓力和迫害面前不屈服，甚至勇敢地面對這種荒唐可笑的「審判」，從這一點上來看，他們才是中國的希望。因為拯救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東西倒不只是經濟的發展，而是整個民族的道德和正義感的重建。人世間的審判並不重要，「聖經」上不也在講「最後的審判」嗎？是非曲直歷史自然會有公正的評價。
記者：那你們在海外對此能做些什麼呢？
吳松：我經常是很感慨：同班的同學，就是因為生活在不同的國家裡，就是天壤之別。我生活在德國，享受著自由的空氣，而王為宇卻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僅僅因為他要堅持他的法輪功「真善忍」的信仰。
我也曾經向德國政府，德國外交部為王為宇呼籲過。今後我還會再加大力度來做。我也把王為宇面臨審判的消息用電子郵件發給了我們全班的同學，他們也都會對此事做出自己的判斷，發出自己的聲音。我想，世界上正義的聲音多起來，那邪惡自然也就沒有了市場。
記者：謝謝你的談話。
吳松：謝謝你的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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