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的尷尬
我知道史良其人，是上世紀三十年代，抗戰爆發前夕，我還是個15歲的初涉人世的農村少年，身處窮鄉僻壤，知識很閉塞。偶爾看到一本關於《救國會七君子》的書。鼓吹救亡圖存，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蔣介石逮捕了救國會領袖瀋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僕、王造時、沙千里、史良等七人，關在蘇州監獄裡。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書中收集了七君子的申明和20多名大律師的抗辯，義正詞嚴，鏗鏘有力，使少年的我受到了《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啟蒙教育。書中還收入七君子在獄中的生活照片，美髯公瀋老在獄中練太極拳的的威武不屈的形象，令我肅然起敬。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是巾幗英雄，女中豪傑，成為我心中的偶像。
讀完章怡和女士這篇約15000字的長篇，使我悵然若失。當年這位令我景仰的「民主鬥士」，卻淪為裝飾「民主」的傀儡！充當「引蛇出洞」的打手！聳立在我心目中60年的這位自由女神的偶像轟然坍塌。但冷靜想想，也不能過苛地責備史良，這是時代的悲劇。
自古以來，在封建專制政體下，知識份子就是一個不能獨立存在的弱勢群體，筆桿子鬥不過槍桿子已是不爭的事實。馬克思也鬥不過拿槍的冒牌假馬克思。毛澤東的《皮毛說》只是重複了古人的見解。知識份子只能存在於群雄爭霸的夾縫中。「百家爭鳴」只能出現在春秋戰國時代。梁啟超，萘元培這些大儒只能馳騁在民國初年軍閥混戰的局面中。一旦天下霸權定於一尊，知識份子就只能是依附在他這張皮上的毛。統治者需要的是那種「三忠於」「四無限」的知識份子，對那些「不三不四」的知識份子，說坑就坑，說閹就閹。說什麼「孔子著春秋，使亂臣賊子懼」啦，什麼「一言以興邦，一言以喪國」啦，什麼「太史簡」「董狐筆」啦，哪有那麼牛氣！不過是知識份子自吹自擂罷了。在抗日救亡，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中，中國的知識份子精英曾顯示出凜然正氣，錚錚鐵骨。成為中華民族的脊樑。如《救國會七君子》；《李聞慘案》；《較場口事件》；《反飢餓，反內戰》中的《下關事件》；反美的《瀋崇事件》等反蔣愛國運動，著名知識份子都挺身而出，不惜犧牲生命，成為進步的旗幟。這是因為當時正值國共逐鹿中華大地，他們精神上找到了個阿基米德支點。老百姓有首順口溜：「此處不養爺，自有養爺處，處處不養爺，爺去投八路」，反映了其叛逆性，也透露其先天的依附性。此時，共產黨尚弱小，但它已成為受壓迫人們的精神支柱。那些著名的「民主人士」（社會活動家，文學藝術家，著名學者大師等）之所以一身正氣，滿腔熱血，其精神支柱也基於此。1949年國民黨在大陸徹底覆滅，共產黨終成大業。那個「阿基米德平衡」一旦傾覆，這些「民主人士」就只能接受毛澤東的《皮毛說》，成為依附在共產黨這張皮上的毛。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集中制」。其中都有「民主」二字。義大利社會黨總書記南尼提出一個公式：「一個階級的專政必然導致一黨專政，而一黨專政必然導致個人專政（獨裁）」。康生的解釋是：「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不過是一個形容詞而已」(李慎之《革命壓倒民主》)。而「人民民主專政」， 「人民」這個概念是不確定的，你「老老實實」，就給你民主；你亂說亂動，就專你的政。這是多次運動所證實了的。
「民主人士」們滿懷著勝利的喜悅進入新中國。此時，毛澤東在七大上向黨內發出指示：「掌握政權以後，我們的鬥爭對象就是民主人士了。」(見《李銳訪談》，載《五柳村》)。其鬥爭的策略是「團結，利用。改造」。「改造」是漸進式的。（很多人聽說過這個比喻：把一隻青蛙扔到熱水鍋裡，它馬上就會跳出來；但如果把青蛙放到涼水鍋裡，慢慢將水燒熱，它就不會往外跳。等青蛙再想跳時，已無能為力了。）
首先，把這些人安排在各種名義的官辦組織裡（民間結社是絕對禁止的），圈養起來，接受改造。給一個榮譽官銜，享受高級官員的物質待遇。每個組織都派共產黨員貫徹黨的領導，實權就操縱在這位共產黨員之手，這就是所謂的「互相監督」（例如民盟的主席是張瀾，副主席有瀋鈞儒、史良、章伯鈞，而實際是民盟副主席-共產黨員胡愈之一手操縱－－見《史良側影》）。
改造「民主人士」的第一步就是政治學習，學馬恩列斯毛的著作，學共產黨的文件。這些「民主人士」都是讀書破萬卷的學者，而在這裡一篇簡短的文件卻要反覆學習，反覆討論，反覆體會，不厭其煩，以磨掉你的棱角。這就像古代伊斯蘭初創時期的「一手持可蘭經，一手持寶劍」。
再就是寫自傳，一遍，兩遍，三遍，五遍的寫。交待歷史－－要像竹筒倒豆子，一點不留；交待思想－－要深挖狠批，把民主人士過去所追求的民主自由，批成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把人情，親情，友情批成反動的人性論，把個人奮鬥，個人尊嚴批成反動的個人主義。一律批倒批臭。如挖得不深，批得不透，就開會「幫助「。人生如瓶，只有把瓶子倒空，才能裝進毛澤東思想。這就是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巴金在他的《說真話》中說：「我是認罪服罪的」。
名人們還要寫些阿時附世的文章，寫些圖解政治的文學作品，或修改過去的舊作，添個革命的尾巴。名家們都否定了自己，把全部精力用於「脫胎換骨」「重新做人」。致使半個世紀的文學史一片空白，沒有出過像《阿Q正傳》《駱駝祥子》《子夜》《雷雨》等傳世之作。
最可怕最痛苦的是揭發，批判。1953年毛澤東狠批梁漱溟。在政協大會的公開場合，毛指著梁的鼻子，居高臨下，霸氣十足，橫蠻無理，臭罵一頓。使梁無地自容，毛也有失「偉人」風度（參見《毛選》第五卷）。這是對這批大知識份子的「殺威棒」。郭沫若指斥沈從文為「反動文人」，逼得這位文學巨匠想割腕自盡。從此折筆改行，脫離塵世，躲進故宮，以研究古代服飾以避風雨。但他仍逃不脫「批判靶子」的命運，其中，最歷害的是常和瀋來往的畫家范增。文革中範無中生有，揭發瀋一百多條莫須有的「罪狀」，致使瀋在劫難逃，揪入牛棚。胡風的萬言書，開頭就批朱光潛，把他上綱到「為蔣介石法西斯服務」。還有，巴人批聶紺弩，；巴金批蕭干；蕭干批沈從文；老舍批吳祖光；吳祖光批叢維熙；錢學森批錢偉長；史良批章羅；吳晗更是批「章羅聯盟」的積極份子；後胡風被欽定「反革命集團」的頭目後，名人學者聞風而動，萬炮齊轟，袞袞諸公中只有一個小小的呂熒不識時務，敢於唱反調，終被關入大牢。……若把這些資料收集起來，可編一本《二世世紀名人混戰大全》。有一首民謠：「今天你整我，明天他整你。螳螂欲捕蟬，黃雀在其後。且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到文革橫掃一切，「落得個白茫茫的大地多乾淨」。連以整人為專職的周揚也被掃入秦城監獄，成為最後一名殉葬者。
靈魂的畸變
知識份子經歷了長期的脫胎換骨的改造後，關節都錯位了。生存哲學降到道德的底線以下。從「士可殺不可侮」跌到「士既可侮也可殺」；從「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跌到「好死不如孬活著」。他們逆來順受，阿諛逢迎，造神者提出「三忠於，四無限」（「三忠於」即：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四無限」即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要「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無限忠誠」）。大名家進一步發揮：「相信毛主席要信到迷信的程度；忠於毛主席要忠到愚忠的程度」。顧炎武說：「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但不知顧老先生活到今日他會怎麼樣？
在這種外加壓，內攻心的雙重煎熬中，名人也有不少自殺的。這是中國文化的巨大損失，使我們活著的人想起來就悲痛欲絕。現在人們為景仰死者，激勵來者，都稱他們是「以死抗爭」。其實死者並沒有抗，也沒有爭，只是想當「馴服工具」而不可得，委曲求活而無法活下去，只得一死了之。請讀讀一些死者的遺書吧：
文革中，著名史學家翦伯讚夫婦服毒自殺，在翦的中山裝的兩個下衣袋裡，各搜出一張二指寬的紙條，展開一看，只見一張上寫著「我實在交代不出什麼問題，所以走了這條絕路」，另一張上寫著「毛主席萬歲」，（《魯南信息港》2001-12-06）
著名翻譯家傅雷夫婦服毒自殺。傅的遺書是：「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已經死有餘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臺了！」（《干乾淨淨的傅雷》－－劉水清 載品味網）
鄧拓的的遺書是「許多工農兵作者都說：『聽了廣播，看了報上刊登鄧拓一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氣憤極了』。我完全懂得他們的心情。我對所有批評我的人絕無半點怨言」。對他妻兒的遺書寫道：「你們永遠不要想起我，永遠忘掉我吧，我害得你們夠苦了」；「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黨，向著敬愛的毛主席。」 （《鄧拓之死》－－摘自《炎黃春秋》第9期）
革命元勛李立三自殺，留下的字條是：「敬愛的毛主席！我實在沒有什麼可交代了」（出處未記）
彭德懷病死獄中，他的遭遇也夠淒涼的。
1965年彭曾向毛作了三條保證：1在任何情況下不會當反革命；2在任何情況下不會自殺；3今後工作不好做了，勞動生產，自食其力。
1965年9月，彭被派往西南區工作。同年月12月被造反派揪回北京。
彭給毛寫過幾次信。1967年元旦，給毛寫了最後一封信。
「主席：您命令我去三線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擔任其它任何工作，辜負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抓到該部駐成都分部，23日轉北京地院東方紅紅衛兵。於23日押解到京，現被關在中央警衛部隊與紅衛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後一次敬禮！
祝您萬壽無疆！
彭德懷 1967年1月1 日」
1967年9 月17日，專案組建議：永遠開除彭德懷出黨，判無期徒刑，終身剝奪公民權。1974年11月29日，彭德懷含恨去世。骨灰運回四川，謊稱王川，32歲，成都人。（《彭大將軍腦庥觥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