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親眼看到胡耀邦被批鬥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紅衛兵。那上萬身穿綠軍裝、臂戴紅袖章的紅衛兵熱淚盈眶，歡呼跳躍的場景激動了整整一代的年青人。十六、七歲的娃娃成了毛澤東向他的舊友新敵開戰的排頭兵。毛澤東用他那詩人般的豪邁「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他的一張大字報，一句批示，一次檢閱，一封家信可以讓一個大國的十億人為之瘋狂，為之衝鋒陷陣，可以讓上至國家領導，下至街道居民引經據典，卻無人可以預料什麼是毛澤東的確定的終極目標。毛澤東的追隨者們，曾艱苦卓絕從蔣介石手中奪下了江山，而一夜之間毛澤東讓「大民主大自由」的群眾運動去決定他們的生死存亡。毛澤東以他那偉人的風度「亂雲飛渡仍從容」，卻「攪得周天寒徹」。這種不惜翻江倒海的治國、治人的深謀大略和魄力堪稱史無前例。

　　我當時在上海讀高一。不上課，不考試，寫大字報的日子讓我們在這些歷經寒窗苦的學生大感自由的釋放。而北京紅衛兵邁出校門、走上街頭，掃除一切牛鬼蛇神的驚人創舉受到毛澤東首肯，使每個人都嗅出了文化大革命已經超越了文教領域。一天幾個同學約我同行去北京，說是當晚有首列免費的直達火車。一貫恪守嚴格家規的我居然悄悄地溜出家門，就背著一個書包上了火車，和滿車廂的上北京朝聖的中學生站著擠著到了北京。在火車站我寫了一封信給父母說，「想想您們當年離家參加革命的情景，不要責怪您們的女兒不辭而別」。在北京，我們睡在接待站或大學的長凳上，吃著免費供應的饅頭或窩頭，在紅色風暴中度過了讓人靈魂脫殼的一週。

　　當我回到一年前在北京讀初中的那所曾負盛名的歷史悠久的教會女中，有著歌德式建築風格的禮堂已被木板封住，寬大的操場成了草場和垃圾場。那位找我談過話的團委書記因為是軍人出身，雖然只有小學文化程度，卻當上了校革委會主任。而原來受人尊崇的、曾是北京市模範教師的教導主任，卻和許多被認為是資產階級孝子賢孫的教師同關在一個大大的教室，但被攔成的一個個小格子裡。當我看到她胸前掛著大牌子，剃著陰陽頭，用一副驚恐的眼神悄悄地瞄了我一眼時，我給嚇壞了，我一個勁地問自己：「我過去為什麼沒看出她是一個壞人？」而絲毫不去懷疑她為什麼會被看成壞人。當我參觀北京市男六中──紅衛兵武鬥的首創地，我親眼目睹了紅色風暴的慘烈。一個和我年齡差不多的男孩子一邊背誦毛主席語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溫良恭儉讓，……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一邊就隨意地用寬寬的軍用皮帶抽向一個蹲在地上的老師的頭部。那皮帶上的銅扣「叭」地讓頭頂冒出了血。周圍那一聲聲的慘叫和金屬擊到骨質的抽打聲此起彼伏，讓人頭暈目眩，毛骨悚然。我不知道這所學校的紅衛兵用這種殘暴的手段害了多少無辜的老師。那一場景讓我一合眼就出現在眼前，嚇得我不敢入睡。

　　在團中央的大院裡，我親眼看到胡耀邦被逼著從窗子裡爬出來，戴著黑幫的高帽子，彎著腰，對著麥克風說：「我是牛鬼蛇神，我是反黨分子。」每三十分鐘出來表演一回，滿足一批批「革命群眾」的義憤和好奇心。

　　北京城內的每一個人都已經被貼上了標籤或是惶惶不可終日地等待著被貼上標籤。過去你是共產黨員或勞動模範，可你也許並沒有出身在工農家庭；你是工農出身，卻有個遠親跑到了港臺；你就是祖宗三代清白，但可能仍逃不脫「三名三高」腐化墮落，現行反革命……反正只要有人出來揭發你，有一個算一個。

　　在我童年度過最快樂時光的有上百人居住的清王府大院裡也是草木皆兵。這家是叛徒，那家是黑幫，我連最好的朋友家也不能去。她的父親已成了黑幫分子。我在一位站在了「無產階級陣線」的過去常給父親講歷史的叔叔家住了一晚。他讓我不要接觸任何人，因為階級鬥爭複雜，陣線不分明，他告訴我回上海後要告訴父親認清形勢，早些站出來自我革命，並要我轉告父親，隨他到上海的一位老秘書被揭出過去常常到黑幫家開黑會，很可能是黑邦分子派到父親身邊的眼線。我從小喜歡讀偵探小說，而眼前的一切比偵探小說裡的情節還要讓我驚愕，不知何時何地會有特務鑽出來，哪怕是那個打我五歲開始就給爸爸當秘書的、讓我尊敬的叔叔。第二天，我在北京的一個哥哥趕來見我，塞給了我十元錢（我身無分文），要我趕快離開北京，他說他會給爸爸媽媽打招呼，保證不會罵我。

　　於是，我隻身一人又乘上了擁擠的免費火車。我用哥哥給我的錢買了一些毛主席的像章，作為朝聖歸來的賜物分給同學，那是像一分錢幣那麼大的文革中第一批鑄制的像章，據說留到現在能當文物賣。

　　在火車上有個與我年齡相彷的女子坐在了我旁邊，一見面就向我介紹是軍干子弟，父親是什麼軍銜，這在北京已成了「八旗子弟」的接頭暗號。出身好就是免費的保險單，坐在她身邊我內心踏實不少。不一會兒，一批紅衛兵把車廂裡的老頭、老太太全押出去了，據說他們是從北京城遣返回鄉的地富分子，也不知他們在鄉下是否還有家。他們被押到車廂之間的過道上，從那裡不時傳來訓斥和抽打的聲音。當我去洗手間時，看到坐在地上東倒西歪的「地富分子」與屎尿汗臭混為一堆，沒個人樣兒。一路上他們被一站站地押下火車，過道上的人越來越少了。待我找到空隙回到原座，我旁邊那個女孩兒不見了，我的衣服、書包，連同我買的那些像章都不見了。聽人說紅衛兵發現了那女子的父親是受押解的地富分子，而她到處招搖撞騙，還把我的毛主席像章送給紅衛兵。不知怎麼她就露了馬腳，被紅衛兵一起押下了車，我的東西都隨她走了。這又一次使我看到了自己的「階級覺悟」如此遲鈍。但在若干年以後，那女孩兒的境遇成了我若干問號中的一個，不知她會不會幸運地活到今天，給她的孩子講「媽媽過去的故事」。

　　沒有被「紅色風暴」嚇住的我，卻從跨入家門起便戰戰兢兢。迎接我的第一道禁令是：不許出門，等父親回來訓話。我擅自離家自有過錯，但讓父親憤怒的是我的名字居然上了市裡的內參，說是包括我在內的一些上海領導幹部的子女在北京參加武鬥（當時上海唯恐北京的紅色風暴會蔓延到上海，市委請求周總理出面保上海這個國家經濟重鎮）。儘管我為自己辯解：我只是看到了打人，但從沒有打過人，但我仍被關在家裡幾天，學習中央文革的十六條規定。後來回到學校時，紅衛兵早已成立。第一批戴紅袖章的中學生都出身於「紅五類」，「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成了我們的紅衛兵軍歌，一個個耀武揚威。學校的禮堂成了大辯論的論壇，會場內外擠滿了來自各校串聯的學生。台上一句：「我們父輩創下的江山，能讓資產階級改變顏色嗎？」台下齊鳴：「不能！不能！不能！」

　　不久，第一個聯合的紅衛兵組織──上海市紅衛兵成立，也是後來被稱為保皇派的紅衛兵。總部設在人民廣場內的市政府大樓內。總部的政體儼然像一個樣樣齊全的官僚機構：從司令部、政委到部、處長。由於權力分配的不公而帶來的內部矛盾沒幾天就開始了。我被派到總部的紅衛兵報編輯部當差。解放日報的印刷廠給我們排版、印刷。我最得意的是派給了一輛自行車，我可以不在爸爸媽媽的眼皮下受管束。幾天下來，我把附近的街道全騎遍了，我的自行車技術就是在那段時間裏練成的。

　　一天聽說我們紅衛兵「警衛處」的夥計們抓到了一個在公開場合污辱婦女的流氓，正在一樓大廳裡被「觸及皮肉」，我趕去看熱鬧。只見一個最多20歲的很結實、英俊的大個子被十幾個男生團團圍住，他們有的輪流練「掃蕩腿」，掃倒了，站起來，再掃。還有的用練刺殺的木槍直捅他的胸部，直到他趴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男生打夠了，衝我們女生喊：「上！膽小鬼幹不了革命！」幾個女生有的上去踢一腳，有的用皮帶去抽，我撿起一根草繩也在他背上抽了一下，遭到一陣嘲笑。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打了人，儘管被評為「對敵人恨之不深」，但我卻永遠不會忘記那場莫名其妙的仇恨階級敵人的試驗。後來聽說派出所接到報告後前來收屍，那年頭警察也不敢得罪紅衛兵。至於那小夥子是不是流氓卻無從查起，就活活給打死了。

　　由於父親的反對和我對總部的失望，我辭去了那份差事回家。不久，與我們對立的造反組織衝垮了我們的總部，聽說司令，一位高三的男生，抱著總部的牌子睡了十來天，也算是「牌子還在，陣地在。」可樹倒猢猻散，一個月前還在爭權奪利的大小「官員們」都棄陣地去外地串聯去了。與保皇派對立的造反派成了毛澤東新戰役的排頭兵，他們的眼界比我們第一批紅衛兵大多了，他們已不在乎內部的爭權奪利，而是直接奪黨政軍大權。「革革過命的人的命」──林彪這句繞口令是他們的鬥爭方向，而我們這些保革過命的人的保皇紅衛兵紛紛中箭下馬，成了比黑五類還要黑的「叛徒、特務、走資派」孝子賢孫，被批判，被送進走資派子女學習班，有的還坐了牢。紅色風暴在社會上狂刮了一陣之後，一個旋風轉過來，把我們自己刮進了一個黑色的深淵。「革命」與「反革命」，「台上」與「台下」，「整人的」和「被整的」……這種向對立面轉化的矛盾雙方在十年中都嘗試了人生的輪迴，做過人也做過鬼，倒也算公平。(霄雲《動盪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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