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共和國政壇上的風雲人物陳永貴（1915-1986），在抗戰期間當過偽村代表，參加過日特機關的外圍組織「興亞會」。一些記者和傳記作者在傳媒上披露此事，遭到了陳永貴親屬的強力阻擊。阻擊初戰告捷。這是一場持續了將近30年的個人秘史保衛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由陳永貴本人打響，至今硝煙不散。
2002年4月下旬，《北京青年報》開始連載《陳永貴：毛澤東的農民》，作者吳思是《炎黃春秋》雜誌社執行主編。吳思在連載文章中說，抗日戰爭期間，「陳永貴像所謂的亂世英雄一樣冒出頭來，以一個長工的身份當了大寨村偽維持會的代表，後來還被迫參加了一個叫『興亞會』的日偽特務外圍組織」。陳永貴的夫人宋玉林和兒子陳明亮得知後，立刻要求《北京青年報》停止連載，報社不從，陳永貴的夫人和兒子便將報社和文章作者雙雙告上法庭。
陳永貴的親屬宣稱，《北京青年報》連載的海南出版社即將出版的《陳永貴：毛澤東的農民》一書，所述大量情節與事實不符，許多情節是作者無中生有，任意杜撰的，並且指出了失實的四項具體內容。他們要求作者和報社為侵犯陳永貴名譽權的行為公開道歉，並賠償精神損失人民幣10萬元。
吳思辯稱，他的敘述都是有根據的，而且這些證據都不是孤證。他說，這本引起爭議的書，花城出版社於1993年出版，原名是《陳永貴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國的試驗》。為了寫這本書，他翻閱了山西昔陽縣檔案館保存的所有與陳永貴有關的檔案，並採訪了20多個熟悉陳永貴的人，包括原告陳明亮本人。
2003年4月22日，北京市西城區法院宣布，吳思和北京青年報社侵害陳永貴名譽權的事實成立，責令他們向陳永貴的親屬登報致歉，責令吳思向陳永貴親屬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二萬元，北京青年報社賠償二千元。
吳思和北京青年報社不服，立即上訴。2003年7月15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雙方律師為已有證據的有效性各陳己見，並提交了新的證據。何時開庭宣判，終審將如何宣判，目前還是一個懸念。
這個懸念不僅關係到對陳永貴的好奇心，還關係到記者、傳媒、傳記作者的寫作與傳播的合法空間。這個空間的變遷，本身就是一個歷史故事。
六十年代：關於勞模的信息與處理
範銀懷是新華社高級記者。1964年，毛澤東讀了他和莎蔭採寫的著名通訊《大寨之路》，發出了農業學大寨的號召。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從此成為農業方面的頭號勞模，最後還當上了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1964年9月，範銀懷奉新華總社之命，到山西昔陽縣核對大寨的耕地面積和陳永貴的入黨時間。在縣委組織部的陳永貴檔案裡，在《黨員登記表》「參加過什麼反動組織」一欄內，範銀懷看到了「興亞會」三個字。1999年3月，範銀懷在《百年潮》上發表的《大寨內參引起的軒然大波》一文中說，「這是意外的發現。」範銀懷當時沒有重視這條計畫外的發現。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核實入黨時間和大寨耕地面積上。多年以後，範銀懷的老同事，新華社駐大寨記者組組長馮東書責備說，要是把陳永貴參加興亞會的情況及時報上去就好了。
1968年，通過另外一條渠道，這個情況被再次發現。當時「文革」已進入清理階級隊伍階段，在兩個外出工作的大寨鄰村人的檔案中，發現了他們參加「興亞反共救國會」的交待材料，其中一份材料中還有「領導人是陳永貴」的字樣。此時陳永貴已進入省級領導班子，在當地支左的69軍高度重視，立刻向上匯報，隨即派人複查，並且查閱了抗戰期間八路軍129師鋤姦部的昔陽縣敵偽情報人員名冊和敵偽方面的檔案。果然，檔案中有陳永貴的名字，並註明他是偽村長，是「興亞會昔陽分會的領導成員之一」。
當時，中共九大即將召開，中共中央責成在山西支左的69軍黨委審查該省九大代表的資格。69軍軍長謝振華負責審查小組的工作。陳永貴聞訊後，主動找到謝振華，交待這段歷史問題。20多年後，謝振華在回憶中寫道：「當時我約他在迎澤賓館六層靠左邊的一個房間裡和他談話。他一坐下，痛哭流涕地說：『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請罪。』我說：『不要著急，有什麼問題可以詳細談出來。』他說，『我在抗日戰爭的1942年，被日寇抓去後，被迫自首了，後來還被迫參加了日偽情報組織興亞會，給日寇送了情報。我是三人小組的負責人。』我又問他，送情報和什麼人聯繫？陳回答：『是和日本駐昔陽憲兵隊的清水大隊長直接聯繫，規定每週去送兩次情報。』」
謝振華寫道：「陳永貴的歷史問題被發現後，於1968年9月，我即派當時出席軍工會議的李金時（69軍副軍長）將陳永貴的問題呈報周總理。周總理當即指示：『69軍的同志要顧全大局，不要擴散，影印件可報中央。』遵照周總理的指示，1968年12月，以69軍黨委的名義正式上報北京軍區黨委轉呈中央。
「周總理陪外賓參觀大寨時，我又當面向他作了請示。總理說：『要維護大寨紅旗，作為歷史問題，仍可讓陳永貴當代表出席九大，但只當代表。』」
七十年代：國家領導人的歷史信息
1969年中共九大之後，陳永貴成為中央委員。1973年9月中共十大之後，陳永貴進入政治局。從此，在自己的歷史問題上，陳永貴轉為攻勢，動用了高壓手段。
範銀懷在1999年第5期《炎黃春秋》發表的《陳永貴過「關」記》中，寫到一個細節。王洪文、紀登奎、倪志福、陳永貴這幾位政治局委員有一次接見山西代表，陳永貴說：「到現在還搞我的歷史背景。」王洪文說：「搞中央政治局同志的材料不是小事，不是一般問題……誰搞的，關起來。」
1974年春，江青發起了對晉劇《三上桃峰》的圍剿，山西省委書記謝振華因而遭到批判。陳永貴受命主持對謝振華的批判。在批判大會上，又提出了整陳永貴的「黑材料」問題，逼迫謝振華交代。
範銀懷在《陳永貴過關記》中說，陳永貴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對人說：「謝振華整我的黑材料，說我是叛徒，他沒資格。」由此可見，在陳永貴的意識裡，級別比較低的人，無權調查瞭解高級別者的歷史問題，甚至，蒐集這方面的信息，已是需要交代的嚴重問題。
隨後，69軍和北京軍區黨委向中央匯報陳永貴的歷史問題，傳遞信息，也成為開會追查的對象。
範銀懷寫道：「因謝振華在擔任69軍軍長期間通過北京軍區黨委向中央報告過陳永貴的歷史問題，北京軍區黨委又把駐山西的69軍領導集中到軍區，要他們同『謝振華劃清界線』，對反映陳永貴歷史問題作出交代。
「新調來的69軍政委戴秉孚是個正派老實人，他認定向中央如實反映問題是軍黨委的職責，沒有錯。北京軍區黨委擴大會議討論時，也發生了爭議。有人說，這是按組織程序層層上報的材料，不能說是黑材料，於是修改稿把『黑』字抹掉，只說是『整大寨材料』。又有人提出異議：在自己的職責範圍內，通過部隊黨委向上反映問題，為什麼當錯誤檢查？
「正在爭執不下，傳來了毛澤東的聲音。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是文革中能直接聽到毛澤東指示的軍政要員。他領會了毛澤東的意圖，但也不說反映問題的69軍和北京軍區黨委有過錯，他向69軍領導傳達毛澤東的聲音：『陳永貴歷史問題，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
「『主席知道了』，這在當時如同傳下了『聖旨』，誰都不吭氣了。」
範銀懷接著寫道：「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是當作絕對保密只在少數有關的高級軍政領導中傳達，因此議論只在這個範圍內平息下來，而參與過陳永貴歷史問題調查和爭論的人不知道毛澤東對陳永貴歷史問題的態度，只看到他地位越來越高，聲望越來越大，還以為陳永貴真的是被別有用心的人無端攻擊，因此，對調查陳永貴歷史的人都還當作『整中央領導黑材料』，更理直氣壯地『保衛中央領導』。
「直到1977年初，揭批四人幫中，陽泉市還有人提出『整陳永貴黑材料』事件，有關人員被列為清查重點。山西日報駐陽泉記者寫的《內參》中說，對王敏等 29人非法審查，住進『土監獄』的6人，進清查學習班的17人，勒令『講清楚』的3人。看管小分隊三班輪番逼供信，市公安副局長王貴玉被整得終身致殘。」
在文章的結尾處，範銀懷評論說：「政治領導人物的歷史應該有透明度，讓廣大群眾都知道。如果陳永貴的歷史問題一旦發現，就告訴廣大群眾，也讓他本人向公眾說個明白，要群眾理解他，他不至於背那麼多年的歷史包袱，也不至於身後有人再寫文章數落他。更重要的是不要因『黑材料事件』讓『保』他的幹部群眾與『揭』 他的幹部群眾鬥得死去活來。」
對於六七十年代的這種做法，吳思評論說：「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高度集權，用行政手段和道德感召搞經濟，大寨紅旗就是一面政治和道德的旗幟。為了維護這面旗幟，當時的最高領導控制不利信息，製造模範和偶像，也是合乎邏輯的選擇。當然代價也很大，許多人無辜受害挨整。關鍵在於：那套集權模式已經在歷史實踐中失敗，這套控制信息的辦法也該隨之淘汰了。」
八九十年代：內部和公開的清算
1980年，通過《內參》的渠道，許多人因為整陳永貴「黑材料」而受到非法關押審查的情況傳遞上去，中紀委隨之派出調查小組，解決了這個問題。這時，受到陳永貴多年壓制一方，開始以更大的規模和更激烈的態度追究陳永貴的歷史問題。於是，中央有關部門組成調查小組，調查核實了情況。1980年年底，中共中央以[中發85號]文件的形式，轉發了中組部《關於陳永貴同志歷史問題的審查結論》，證明陳永貴參加興亞會問題和當偽代表問題確實存在，但屬於一般政治歷史問題。陳永貴在調查結論的最後簽字表示同意。至此，問題已經搞清，衝突應該結束了。不過，這份正式文件發至的範圍不夠寬，知道的人不夠普遍。
八九十年代，涉及到陳永貴的文章和書籍大量出現。許多當事人，包括謝振華本人的回憶錄先後面世。關於陳永貴的傳記也出版了多種。在公布信息方面，改革開放前後顯出了明顯的不同。公眾的知情範圍大大擴展了。
已出版的不同版本的陳永貴傳記，對陳永貴的褒貶譭譽差別很大。吳思的書屬於比較中立的一種。2001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1卷本巨著《山西通史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