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社會貧富分化程度的基尼係數在中國目前已經超過0.4的警戒線水平，這與國有資產的流失不無關係。
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的渠道很多，但歸類一下，無非兩種，即公開流失和潛在流失。
公開流失是指看得見、摸得著的國有資產流失。如「59歲現象」，類似雲南紅塔集團的儲時健、深圳市能源集團的勞德容等企業管理者，在自己即將退出權力舞臺之際，利用對企業的實質控制權，把國有資產公開轉化為個人收入；有的企業管理者利用金蟬脫殼的形式，以實行股份制改革為名，把優質的國有資產剝離出來，成立股份制公司，由自己直接掌握，而把劣質資產和冗員、債務、虧損業務等留在母公司；有的則在外資購併國有資產中，低價出售國有資產；也有的利用MBO(管理者收購)的形式，管理者低於正常價格買下國有資產；還有的在國有資產轉讓和出售過程中，暗箱操作、低估漏估國有資產，低價轉讓國有資產，使國有資產大量流入個人腰包。據初步估計，國有資產轉讓過程中，採用公開拍賣形式出售的國有資產價格一般比資產評估機構的評估價格高出10%左右，而採用私下交易方式出售國有資產的價格一般比評估價格低30%左右。
潛在流失是指國有資產收益的流失。投資的目的是獲得收益。如果一個國有企業經營了一整年，沒有任何收益，對投資者來說，這與沒有這個企業是一樣的(不考慮其他利益)；如果不僅沒有任何收益，反而虧損，那就還不如沒有這個企業；有的國有企業在經營中存在內部人控制氾濫，經營者利用對企業的實際控制權，撈取個人好處，拚命增加個人在職消費，購買豪華轎車，購置高檔辦公場所和住宅，吃喝玩樂的費用都計入企業成本，擠佔利潤，造成企業虧損；有的則通過關聯交易，從關聯企業如朋友、親戚的公司中高價購進原材料、設備等，從關聯企業中獲得回扣款，卻增加了企業成本，降低了企業利潤；有的甚至通過隱蔽的方式把企業利潤轉化為個人賬戶上的存款，然後聲稱企業虧損。
國有資產流失的惡果是非常嚴重和可怕的。首先，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加大了社會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平，從而引發其他社會問題。一方面，少數人利用控制國有企業資產運營和國有資產轉讓的權力，使國有資產流入自己的腰包，積累起個人原始資本，建立私人企業，反過來雇佣工人，進一步獲得利潤，個人財富不斷增長和膨脹。另一方面，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的企業陷入虧損或破產的邊緣，職工被迫下崗失業，收入水平下降。一方面是財富在少數人手中的積累，另一方面是貧困在普通工人身上的積累，造成社會貧富差距不合理拉大，影響社會的穩定。目前，反映貧富差距的指標－－代表社會貧富分化程度的基尼係數在中國目前已經達到0.5，這與國有資產的流失不無關係。
其次，國有資產大量流失，造成事實上的私有化。雖然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途徑，實行股份制不等於私有化，但是，如果在實現股份制改造過程中出現大量國有資產的流失，其趨勢必然是大量國有資產變為私有資產，導致私有化。
再次，國有資產流失，還會加劇政治腐敗，導致官僚資本主義氾濫。國有資產一般不會流失到普通老百姓手中，而是主要流失到當權者手中。掌握著國有資產轉讓審批權和經營權的當權者，掌握著國家機器的人，才有機會操控國有資產的轉讓機會、轉讓價格，控制國有企業的成本和收益，也才有機會把國有資產或國有資產的收益轉化為自己的財富。這是在公有制的運營中形成的腐敗。當官員利用權力使國有資產流失到自己的手中，獲得大量資本時，就是官僚資本，這種狀況氾濫，就是官僚資本主義的氾濫。而官僚資本主義是被世界人民所唾棄的一種醜惡的制度。
如果能夠規範國有企業改制和資產出售的條件和法律環境，完全可以減少甚至避免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不出現私有化。
在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中，對國有企業實行股份制改造，以及收縮國有經濟戰線，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出售和轉讓國有資產，已經成為戰略選擇。
對國有企業中實行股份制改造，實行出資人的終極所有權與企業的法人財產權分離，建立法人財產制度、法人治理制度、有限責任制度，解決國有資產無人負責的狀況，是實現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選擇。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還可以解決內部人控制氾濫現象，減少國有資產的潛在流失。
調整國有經濟布局，是確立國有經濟主導地位的戰略選擇。過去，大量的存量國有資本是按照把國有經濟作為國民經濟主體的定位形成的，國有經濟幾乎無處不在、無所不包，分布在國民經濟各個領域，由此導致許多企業的、產業的和政府的難題。有限的財力被分散使用，企業普遍達不到規模經濟，而且只顧建立新企業，無力顧及已經建立的企業的持續發展，企業技術老化，設備陳舊，成為長不大的「小老樹」，競爭力低下；各地都爭相建立完整的國有經濟體系，重複建設嚴重，產業內部惡性競爭，經濟效益下降；政府忙於「救火」，職能越位、錯位、不到位的現象比比皆是。
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政府既要推進體制改革，又要負責宏觀調控，解決市場失靈問題，彌補市場缺陷，還要消除發展中國家普遍具有的經濟發展瓶頸，同時，在主辦大量競爭性國有企業時，還必須救助大量效益低下、虧損嚴重、瀕臨破產倒閉邊緣的國有企業，總是忙碌不堪，又費力不討好，該做的事情無力做，做不好，政府效率下降。為此，要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轉變政府職能，必須收縮國有經濟戰線，國有經濟要從大量的一般競爭性領域中退出。
2003年，江蘇省國企改革規劃文件提出，「地方國有大型企業要由1875戶調整到230戶內；大型商貿企業由846戶調整到40戶內；中小企業的國有資本兩年內基本退出，2003年要退出60%」；無錫市則要在國有資本的退出上有新的突破，要使企業國有資產比重降低到20%以下；山東推出20家上市公司赴港出售；西安市要在兩年內出售500億元國有資產；北京市要對350億元的國企大變賣，武漢市要對2000多個國企開刀……中國各地這些已經發生、正在發生的國有資產出售、轉讓，使國有經濟比重大大下降，現在已經降低到1/3左右的比重，而且還在繼續下降。
其實，如果能夠規範國有企業改制和資產出售的條件和法律環境，完全可以減少甚至避免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不出現私有化。
在對國有企業實行股份制改造、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出售國有資產過程中，如果符合以下條件，則可以保證國有資產不發生量變，不發生國有資產流失，堵住國有企業改制和戰略重組中可能發生的私有化漏洞。
第一，公正評估國有資產。通過完善資產評估法規，規範資產評估程序和制度，嚴格執法，加強對資產評估的監管，可以做到資產評估的公正科學化，保證國有資產評估價值合理準確，在資產評估過程中不發生國有資產流失。
第二，公開轉讓國有資產。通過建立國有資產公開拍賣的制度，使國有資產出售信息公開透明，避免國有資產轉讓中的暗箱操作，可以形成國有資產轉讓中買者和賣者之間的公開公平競爭局面，在買者和賣者的競爭中發現國有資產的市場價格。即便公開拍賣中國有資產的市場價格與評估價值不一致，也基本屬於價格圍繞價值的波動，在公開競爭中拍賣的過程，會減少乃至消除國有資產低於正常價格出售和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的現象。
第三，收回的國有資產用於再投資。由於我國過去實行以國有企業保障代替社會保障的做法，國有企業的銷售收入中沒有提取出社會保障基金，而是把利潤上繳財政用於財政支出花掉了，即存量的國有資產有一部分是通過挪用社會保障基金形成的，現在要建立社會保障制度，通過拍賣出售而收回的一部分國有資產充實到社會保障基金中，不能稱為國有資產流失。除此以外，出售國有資產收回的資金用於再投資，國有資產的總量不發生變化，也不會發生國有資產的流失。
第四，建立複式財政預算制度。為了保證拍賣出售收回的國有資產用於再投資，需要在建立公共財政的同時，建立起國有資本的專門性財政制度，實現國有資本的獨立運營。國資流失渠道一：國有企業「家族」化
一些國企領導利用手中權力，通過對企業科層制的大範圍「改造」，將內部的管理權力向家族成員轉移，把親屬安插進企業中的各級管理層，形成「內部人控制」的 「家天下」。有的國企領導還借改制設法成為企業大股東，組建起家族化色彩濃厚的權力關係網。還有一些國有企業高層領導人對財產資源的侵佔已從生活資料擴大到生產資料，並呈現家族化的特徵。「左肩國企廠長而右肩私企老闆」的「兩面人」現象嚴重，這些人挪用國企資金，投資註冊數傢俬營公司，並利用國有品牌、人才和財務進行經營。
相關案例
內部管理權力「家族化」：遼寧本溪鋼鐵集團從1985年到1997年，在3任總經理(董事長)張文達、李志達、白尚顯等人領導下，曾出現父榮子女貴的家族共榮局面。1998年遼寧省委調查組進駐本鋼調查時發現，本鋼大大小小的「太子」們幾乎都被安插在最要害的部門－－公司銷售處和駐各地辦事處，不是處長、科長就是經理，牢牢把持著鋼材的經銷大權。僅在本鋼銷售處這不到100人的部門裡，公司中層以上領導幹部的子女、親屬就達36人。
財產資源佔有「家族化」：2003年3月被判處有期徒刑6年的湖南株洲市湘東化工機械廠汽輪機廠原廠長劉立華，1999年被任命僅5個月後，就「假借」舅舅彭治國的名義註冊了一家名為攸縣湘東汽輪機廠的私營企業，並由在湘東化工機械廠任財務處長的妻子林裡鶯任自家企業的會計兼出納。劉立華還以5%的業務費提成為允諾，讓國企汽輪機廠一批業務骨幹為自家企業拉客戶。這些人以攸縣湘東汽輪機廠的名義與客戶簽訂合同，劉立華利用國企汽輪機廠的「資源」生產、加工客戶產品。至2001年2月，攸縣湘東汽輪機廠以此方式共對外簽訂銷售合同269萬元，劉立華獲利100 多萬元。而他擔任廠長的國企汽輪機廠在其任職期間虧損了147萬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