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之後我們甚少見面，收到他的電郵令我欣喜，即使郵件的用字──「看看雅虎來的這個」──不太像他的手筆。我到那網址看賀卡，只見到一些奇怪字元。我再試一遍，也是這樣。嗯，我提醒自己，方勵之是高級科學家，而我只是研究文學的學者和科技盲，說不定我的計算機比不上他的。「我的計算機讀不了你的賀卡。」我回覆。
「其實那心意卡是病毒。」方勵之回信說。「所以『讀不到』是好事。」那封電郵不是他寫的。
我告訴自己：病毒經常這樣，不用擔心。但我亦記起滿地可大學的歷史學家王大為（David Ownby），他去年在普林斯頓大學講解自己對法輪功的研究，本身並沒有修習或提倡法輪功。他是優秀的歷史學家，開始該項研究不久，計算機就不尋常地遭受病毒大舉侵襲。他追溯起來，發現病毒源自渥太華及巴黎的中國大使館。
我的病毒有沒有類似來源？這封「方勵之賀卡」是否某種用於政治的電子魚雷？王大為等人曾告訴我，法輪功一直與中國政府大打「電子戰」。這是否同類事件？
我請普林斯頓的技術專家查究那封偽造郵件的源流。他們找不到中國政府的痕跡，其餘細節就「說不准」。一般病毒往往是這樣。幸好普林斯頓大學的預防病毒軟體，通常都會把這些蟲幹掉，在郵箱留下「原文已刪除」的訊息，像一堆蝗蟲的空殼。
大部分滋擾的來源都無甚特別──「最佳直銷價」、「積極買賣」或某人假扮「微軟」。但如果「發信者」是我相識的名字，多半時候就是冒充某位中國政府的批評者。作家白汝莫（Ian Buruma）收過我的「訊息」；我也收過他的，但這些電郵並不是我們所發。有人亦經常以胡平（《北京之春》編輯）的名義，把有毒附件寄給我。
于浩成曾在群眾出版社擔任編輯，現在是流亡海外的異見分子。上星期，我收到表面上是他寄來的電子賀卡，慫恿我下載「清除一切姦細軟體」的「免費探測器」（它說我的計算機已「證實」受感染）。于浩成年老體弱，計算機知識比我更貧乏，這電郵絕非他的手筆。
我沒有時間、也不打算探究這批訊息是否來自中國大使館那種地方。但我的確認為中國異見分子及批評中國的人士，很有可能像法輪功那樣遭受「計算機襲擊」。我有這種想法，部分原因是冒名發放有毒電郵，與中國對付海外批評者的手法十分相似：這個政府扣起護照或簽證，還對你說「你自己心知肚明」；它付款給學生，叫他們參加支持中國的集會；說「錯」話或做「錯」事的，自己或家鄉的親友就會被這政府侵擾；諸如此類。
這等鬼把戲不理原則，只問效果。九十年代初期，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對天安門屠殺大表憤慨，中國政府人員就在美國校園挑出帶頭抗議的學生，把他們「搞臭」。其中一個方法是巧妙地散播謠言，說學生領袖是政府臥底。自己的臭名如果可以用來中傷別人，又何須尷尬？這手法有別於假扮于浩成，藉以把病毒寄給他的朋友，但仍是同樣狡猾。
香港市民也許會質疑，「一國兩制」能否杜絕此等手段；臺灣人亦應抱持同一疑問。如果政治病毒能夠進入我在新澤西州的計算機，即使這政府承諾尊重臺灣或香港「制度」不同，又有何作用？北京的戰術會否尊重任何人的國界？還是要待中國百姓得享真正安全和恆久的自由民主，臺灣及香港才會同樣地長治久安？
(蘋果日報/作者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