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總覺得缺了點什麼。
難道不是這樣嗎？國旗依然高高飄揚，即便在死難者家鄉；影視節目依然載歌載舞，即便在死難者家鄉；看不到花圈，聽不到哀樂。人們似乎波瀾不驚，安之若素。誠然，有善後安排，但程序化的、技術化的善後安排，就能寄託全部的哀痛？
不過，我並不意外。生命的悲劇在中國本來就是尋常之事。就像戰爭年代，主要是靠人海戰術取得勝利一樣；今天中國的經濟發展，靠的也是人海戰術。製造業的崛起，建築業的繁榮，大小煤礦的興旺，莫不以無數農民工的前仆後繼為代價。我們實在沒有什麼資源可拼，我們拼的是血，我們拼的是淚，我們拼的是無數農民工鮮活的生命。
也就因此，我們似乎習慣了災難，習慣了死亡。
不能不承認，普及生命至尊，在中國是一個極其艱鉅的過程。
抽象地談論生命至尊，大多是欣欣然。但涉及具體現實，就另有一種景象。現實中，我們常常被告知：中國主要問題就是人口密度過大，土地承載量過高，這些概括不過是人口過剩的委婉表述而已。人口既然過剩，那麼生命當然就往往是包袱、是麻煩了。生命至尊便由此大大地打了一個折扣。
人口過剩，但不會所有的人都過剩；生命往往是包袱、是麻煩，但不會所有的生命都是包袱、是麻煩。畢竟如畫江山，都為著萬物之靈的人準備的。那麼誰是天之驕子可以享受大好江山，誰是包袱、是麻煩，就只好以力裁決了。由此必然演繹出生命與生命之間的緊張關係，擠壓關係，排斥關係；演繹出生命的畸貴畸賤、畸輕畸重。一部分生命的顯赫必須以另一部分生命的淪亡為前提。這種情況下，主張生命至尊，主張眾生平等，豈非天方夜譚？豈非與虎謀皮？
其實，我們並非別無選擇。
據說中國的主要問題是人多。人多的確會造成一些困難，但這些困難不是不可克服－－畢竟，困難多沒有人的辦法多。比如，香港的人口密度不比北京的人口密度小，但所有去過香港的北京人應該都能感受到，香港行人與行人的關係、人車關係，遠比北京和諧。個中緣由，當然就不在人多人少，而主要是制度安排的差異、文化理念的差異所引致。可見人多人少跟社會發展水平沒有必然關係，最多隻是一種或然關係。決定社會發展水平的要素，完全在於制度安排、在於文化理念。如果制度安排、文化理念能跟現代文明同步，人多造成的困難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的。如果不能同步，則即便坐擁金山，又能於事何補？君不見，人均自然資源極其豐富如伊拉克，薩達姆治下，人民照樣含辛茹苦，生命照樣輕如鴻毛？人均自然資源極度匱乏如以色列，人民卻安居樂業，生命之尊令人瞠目？具體到中國來說，人多始終只是一個輔助性的問題。中國地不大－－可耕地面積少，物不博－－人均自然資源少；這兩個方面中國不佔優勢，拼不過人家。不過這不是最關要害之處。今天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本來主要是制度競爭。如果現代文明能夠改造中國的傳統體制，那麼自然條件的不足是可以補償的。但不幸，自然條件的不足而外，中國始終受到傳統體制、傳統文化理念的雙重制約。中國惟一富余的因此就只有人命，中國惟一可拼的因此就只有人命了。生命悲劇之所以在中國頻頻發生，只能從這個角度做一個根本的解釋。
但，出路仍在。形而下的自然資源有限，形而上的智慧資源則無限。知識經濟時代，智慧資源更是決定性的資源，為任何自然資源所不逮。既然人均自然資源過於跼促，難有拓展空間，就應該摒棄固有的惟自然資源論，不要只打自然資源的算盤，只做自然資源的文章；而要把突破口主要轉向智慧資源，拓展智慧資源的生長空間，破除一切對於智慧資源的桎梏。陶行知先生晚年曾大聲疾呼：解放人的眼睛，讓人去看；解放人的嘴巴，讓人去說；解放人的大腦，讓人去想。五千年的文明史，以及海外華人在經濟、科技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早已證明，中國人本來不笨，中國根本就不缺少智慧資源。只要照陶行知先生說的那樣去做，尊重人，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心靈，中國就將擁有世界上最為豐富的腦礦。這個世界上最為豐富的腦礦，將為中國之騰飛於世界民族之林提供最持久的動力。
這就意味著，國家的強大不能總是以生命的悲劇為代價，國家的強大原本應該以生命的至尊為基石。由此不難理解陶行知先生的另一段痛言：
「中國要到什麼時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貴於財富，人命貴於機器，人命貴於安樂，人命貴於名譽，人命貴於權位，人命貴於一切。只有等到那時，中國才站得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