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行為是故意的，行為者知道自己是在發動攻擊，後果也是所能預見和追求的。但因心理錯誤而致的後果就不是行為之所求了。三門峽發電站就是實例，今天說它是一貽害後人、禍國殃民的工程，已沒有異議了。對此，我們可以指責毛澤東專橫拔扈，好大喜功，甚至無懶潑痞，都行，但你不能說他是存心為害後人，目的就是攻擊中華。這一工程是他犯的錯誤，不是存心犯罪。這類錯誤所對的是客觀對象：對象自身有性質，有形態，有功能，可做經驗觀察，對其前後可做出向量比較，能提出剛性數據----可見客體對象之本身就有一種逼著人非承認不可的力量。----黃萬里老受盡凌辱，其正確預見的獲得承認經歷了四十多年。心靈本身的錯誤卻是無形無蹤，不能測不能量，看不見摸不著，其糾正就猶為困難，要上千年，乃至幾千年。
常見一些作者對中華文化的妄自非薄，什麼東也醜陋，西也劣根性，什麼中國人心沒救了，中國沒希望……等等，不一而足。你若對這些議論細細把玩，會發現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批了些什麼，更不知中西文化到底區別在何，他們只是一種情緒的叛逆，該去何偽該存何真，其實並不知也。我自己有深切之體會：四十歲前從來沒懷疑這漢字的簡化，因為人在四十歲以前思辯的機會不多，即使發生思維也是對實際對象的，不是純粹心靈的，動不著本，就觸不到簡化對思維的妨礙，只有到了思維年齡，並且又培養起享樂思維的興趣，才能發現簡化漢字不利于思維。由此意識到人類理性的澄清對人類實踐是多麼的重要和迫切。意識到中西文化間的區分：在國人只有個「你、我、他」；西方人卻能在我裡又分出「內感與外感」，「意志、情緒、認識、想像、思維……」；在理性裡還分出「先驗的與經驗的」……理性的澄明為西方人思維的嚴密、準確提供出保證。
以江澤民為例，他的許多行為是犯罪性的，比如：貪婪；縱子侵吞；把兒子往軍隊裡塞；縱容酷刑；背著中共中共暗地準備後繼梯隊……這都是故意，行為前就知道這是錯的。也有些行為是情緒騷動，虛榮心：如無端吹拉彈唱，發表歪詩，胡畫亂塗，等等；還有些是理性不清，像那「軍隊五句話」、「宣傳四句話」……「三講」「三代表」等等都有涵義不通之處。
眼下這個胡錦濤的許多話也是半生不熟，這是因理性未經洗禮的緣故。不能當機立斷看起來是性格，其實也是理性含混的表現，一旦澄明瞭就會改變行為；他姑息養江澤民這個姦，也與不能正確作判斷相關。因此說我們民主派與共產黨的鬥爭，其鬥爭的過程也是我們理性澄明的進序。而且民主隊伍內部也需要這種澄清：因為凡有效的實踐必定是由正確的理性在指導，而正確的理性必是由嚴密而恰當的概念連接才能給出。因而我們對共產黨的鬥爭也必須注重人類理性的一般批判，以澄明為目的的理性洗禮，其完成的成果才是普遍有效的。
本篇要解決三個問題，一是「本」到底說的是什麼？
二是闡明「本」的達到方式；
三是證明共產黨的「以人為本」沒處在相應的進序中；
一、「本」到底是什麼？
先不管什麼東西的「本」，而只界定純粹理性的「本」，它到底是個什麼？
「本」就是事物的「是」。
也可以說成：一事物之「是」就是它的「本」。
無論說那是一滴水，一棵樹，一種病毒，或那是一個人……都是指出一個事實，完成對一個對象的感知。我們感知對象，它的存在、性質、形態，並不受我們的感知所動搖：人去感知它，不感知它，或錯誤地感知它，並不能轉移它的存在：它不僅還在那裡，並且還是依照它自己的面貌在那裡。
感知者的感知，只是自己心靈內部的事，是心靈儲備裡的某個「代碼」被事實、事件所激活，心靈就用這個代碼（名稱）描述了它。使對象不只是被感應了，還被知識了。如果人腦沒有這些代碼，對象的刺激只能引發感應，而不是知覺。所以一切對象、事實的名稱都是我們的心靈加給它們的，只有效於心靈對它的知識，並不有效於它的存在。事實的存在，性質，形態與感知全然無關。
任何事物之「是」它所「是」的那一事實及其事實性，都只是它自身的事。
任何事物的可能性----無論是發展、變化，只能受它自身的性質所決定，是自身性質的表現；並不能在它的性質以外應著人的要求而表現----雞蛋有了相應熱量可以孵出小雞，可不是人命令它孵它才孵的，那些沒結過婚的母雞生的蛋孵也孵不出來。只有它「是」雞蛋，並且又「是」結過婚的母雞生的蛋，才能孵而成小雞----兩個「是」才能滿足這個事件。中國菜蔬、水果的口感遠比過去差，為什麼？我與菜農一起坐牢才知道：西瓜被接在葫蘆上，黃瓜接在南瓜或北瓜上，桃子被接在某種楊樹上；……這樣做的結果：果實是多了，大了，品質卻「不是」原來的了，不是「原本」的它了，怎麼可能有原本的表現呢？這裡還可以提出另一種「是」：西瓜可以嫁接在葫蘆上，不能嫁接到高粱上，也不能嫁接到槐樹上----它們必須「是」互間近親，嫁接才有可能----
這就是：只有「是」某物，才能「有」某物的表現；
只有「是」某事，才有某事之理。
這裡這個「是」就是我們常說的「本」，這就是純粹的理性界定。因此說：
「本」，就是事物之所「是」。
任何事物與自身都是永恆的同一，「本」是指出某種並非同一的聯繫，這是說----凡在需要強調「本」的場合，都是對著一個並不是該事物的條件而指出「來」來的：人就是人；山就是山；這裡沒有什麼本不本。只有處在「非本」的背景裡，對著「不是本」來說，才有它的「本」，它的根據，標準。比如：在社會，或人的活動中說「以人為本」才有其意義：它實際是說人的活動、活動造成的社會都不是自己的根據，它們是末，是表層，自己規定不了自己，自己不是自己的原則。它不是來自第一因，它是後生的，是被更初始的原因派生出來的，是被造就的結果。是自然中的人具有的性質決定出社會來的：人的活動只是人的性質的表現；所以不可能隨意地為活動設計規範，標準，而只能根據人的性質（本）來確定標準；社會是人的活動所必然地形成的聯繫，社會的聯繫就是人性的表現，就不能憑空設想要人如何表現，而只能根據人的性質來探尋表現的各種可能性和可能形式，性質才是表現的標準。
「本」這一概念就暗示出一個特定的條件，由於這個條件，該事物就不能直接就是該事物，而是該事物的現象，可視的現象受不可視的事物的本質的規定。
一個是事物的表現，一個是事物的性質，前者為現象，可為經驗所直觀，後者是本質，並不呈現於直觀-----現象對於本質就有某種遮蔽，若人只根據直觀，就可能歪曲、異變本質；正是衝著歪曲和異變，才強調「本」的，以排除從現象那裡帶有的遮蔽、歪曲和異變。
可見「以人為本」所必須針對的條件是----社會，或人的活動。
或者也可以說是對著文明才必須強調「以人為本」的。因為：
文明是人的文明，卻不能說文明就同等於人；可以說人性本質是必然要走向文明的，卻不能說文明就是人性本質。因為文明要藉助外來條件----文（紋理符號），這一藉助就造成了一個新的世界----以關係為內容的精神世界，它是對宇世界的反映，但並不直接就是宇宙世界。我們是通過文明（意識）才活動的，才意識到宇宙世界和自身的，我們既不能直接達到宇宙世界，也不能直接達到自身，我們得通過文明才能經驗到自己，我們的關注點往往就投射在某些對象上，將其當成了 「本」，當成標準；卻把自己漏掉了。把權力、利益、把名望，把神，把某些巫術，把信仰當成公共的標準，用以評判人的行為，用以立國立法，用以獎與懲。我們設定的這些標準實際成為我們通向幸福的障礙，甚至釀成災難。
社會的本質只是人的領域關係，而本原的人只是純粹存在，並沒什麼關係。正是因為人的被文所明----運用理性了，才在存在的方式上產生出各種聯繫，而人對世界對自身的知覺就以文明為其條件，只能經驗進入意識的，當然就不能知覺文明以前的自己，不能被知覺的恰恰是自已的本原，本質。
社會的功能就是用於關係調整的，通過對人的規範來建立秩序。根據什麼來規範呢？時代不同，標準也不同，有的時期，每個有影響的人都可以造一段神話，以適合自己的理想；從黑暗時代到十三世紀，人們用神、用上帝為標準。在經院，也有哲學與理性，甚至也有科學（天文、數學、醫學……）但理性的運用和科學的成果都是服從於解釋、證明和裝飾至高無上的上帝的，每當理性和科學的證明與對神的相信不相符合時，人就自動放棄了證明，而趨附心中那頑固的信仰，那是一個建立在超自然法典上的，不使用批判眼光的時代呀。結果造成了人不為自己而活，而為心中的上帝、為神而活。對神的不敬就犯了大罪，可以被宗教裁判所的天火所燒死。
即使你用有效的證明證明了太陽是中心，你也不敢說出：因為它與三位一體的神學定論相矛盾，你若說出來就是反革命，處以火刑。即使進入了伽裡略的望遠鏡，教會的主教們不能推翻這個客觀事實，他們卻會說伽裡略用了什麼魔咒讓他的望遠鏡成為反神的根據，連數學學問都被看成反神學的異端……
人在自己的觀念裡驅除了自己。自己的生命成為可有可無的。
但丁之後的數百年裡，人們開始了覺醒，並終於認識到自己的生命才是自己的根本。
我們自己的活動所實現的當然是自己的生命，我們不用自己的福災、樂苦，不以人的享福來做為行為善惡的標準，那不是太傻嗎？彼特拉克拉開了人類向自己回歸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