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4-02-17 17:34:00作者：
從網上看到國內據說是《瞭望東方週刊》登載的一篇文章，說的是中國存在著不少被利益集團飼養的中國經濟學家，揭示了包括不少與在中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有關的問題。在讀完之後，沒有任何驚訝，也不感到憤慨，剩下的只有一種坦然與悲哀。坦然的是，這本來就是完全可以預料到的結果，因為，沒有現代國家制度，何來現代企業制度。所有為在中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努力不能說是完全無效，但其有效性也是極其限定的。說悲哀，是因為看著國內的如此現實，不由得會使人想到先烈方志敏在那被稱之為黑暗的過去，卻還滿懷信心與希望的寫出了那不朽的名作《可愛的中國》，難道在本應該是充滿無限光明與可能的今天，國人卻只能看著或讓外人來給我們不斷地去續寫，而且是只換了一個字的《可哀的中國》嗎？
已經太久了，「反腐」二字不僅是佔據了太多的國人渾身的感官，更是讓中國的上至國家首腦，下至每一個擁有管理社會許可權的部門的負責人（以不稱領導為好），不知耗費了多少本該用於為民造福的時間與精力，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的國家治理成本。其給中國的國家利益所造成的損失，又何止是中國的股市給中國的股民們所造成的所謂「經濟損失」可以相比擬的呢？
看了網上的那篇文章，突然對那些腐敗的貪官們有了一些理解，原來腐敗的不僅是貪官，還存在著腐敗的經濟學家，腐敗的……，腐敗的……。因為在那些貪官們眼裡，腐敗的……，腐敗的……都沒有受到任何制約與制裁，我又為何不能去腐敗呢？難道還不是嗎？那些中國的所謂的經濟學家，兼了一個現代企業制度所要求的所謂的獨立董事，一年的最高報酬竟然可高達20萬人民幣。而據說我們的證監會卻還規定，「一人擔任上市公司獨立董事最多不得超過五家，獨立董事每年為上市公司的工作時間不應少於15個工作日，並確保有足夠的精力和時間有效地履行獨立董事職責。」這該是多麼高的經濟效率。在這樣的商品經濟與市場規律之下，又怎麼能不讓我們那些信念不堅定的共產黨人去盯著那些所謂的經濟學家，而去自甘墮落呢？
還記得中國的前中央銀行行長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其月收入才幾千元人民幣，而其擔任國內某金融機構的部門之長的夫人的年收入卻達到了20萬人民幣。雖說是幾年以前的事，但留下的卻是令人難以忘卻的印象。我們的國家主席，總理與人大政協首腦的年收入又是多少，記得是都不會超過10萬元人民幣吧。而在日本，國家公務員系列的僅有的兩位年收入最高者，一位是內閣總理，一位就是中央銀行行長。
還是以日本為例，日本所有的國立大學，國立的各種機構，包括國有企業的所有人，都明確的規定其身份是國家公務員或准國家公務員，當然他們的年收入就決不容許超過內閣總理與中央銀行行長。更有意思的是在東京證券交易所一部的上市公司中，只要是那些其股權結構已經擺脫個人「老闆」控制，被認為是代表日本的那些企業的最高經營者，其不包括年終獎金的年收入絕大多數也都被自我克制在低於內閣總理與中央銀行行長的水平。
說了以上這些，無非是想要說明兩點。一是任何一個國家或社會是離不開必要的秩序的，有關收入問題也同樣如此。當然我們也可以去指望國人會遵循中華民族的驕傲----先賢哲人孔子的教誨，去「克己復禮」，就是像日本那些企業的最高經營者一樣地去自覺。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種制度，要靠制度去保障和促使人們去變得先有「他覺」，再到「自覺」。至少是在國有企業，國有系統裡面，難道還不應該去盡快與國際接軌，去向現代的和先進的學習嗎？難道我們還不應該去反省一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許多做法是如何的在「以偏蓋全」嗎？
二則是俗話說的是「有得必有失」，「不可能什麼都有，什麼都要」。即使在日本，也是有許多私企老闆的收入是遠遠超過那些東證一部的上市公司的最高經營者，也遠遠超過日本的內閣總理與央行行長的水平的。但是，你有錢，你有社會地位與社會榮譽嗎？你有靠錢是換取不到的那種權力嗎？沒有，永遠不會有。這或許就是區分是否一個現代國家的重要標誌，也是現代國家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那些相信「菩薩上帝」的國度，也許「菩薩上帝」是最公平合理的，絕不會把所有想要的都給同一個人擁有。因為，你什麼都要了，什麼都有了，其他的人就可能什麼都要不著，什麼都沒有了，這當然是不公平合理的。
可是在我們這樣一個不信仰「菩薩上帝」的國度，或許有些人就是不信邪，就是要去追求什麼都要，什麼都有。難道還不是嗎，那些運氣不好的貪官裡，不就是有著既要權力地位，金錢女人，又要名聲，更荒唐的是要那些本來應該是屬於知識界與學術界的名聲與地位的嗎？而有些國企與民營的企業家或許也是不甘居他人之下，在有了錢，一定的權力地位與名聲之後，卻還要去開始追求更高更多的權力地位與名聲，包括那些本來應該是屬於知識界與學術界的名聲與地位。或許在他們用屬於國家或自己的錢來換取一紙文憑之前要補上的第一堂課，應該是由企業家成為美國早期的大富翁所說過的一句名言，大意是「我只有小學程度，而在被我所使用的人裡面，要什麼程度的就可以去挑什麼樣的。」如果知道了，與政治家一樣，對企業家而言，如何挑選與使用他人才是最為重要的，那堂課就及格了。
而看了網上的那篇文章，最為不能容忍的事情竟然在中國發生了，那就是在古今中外均被視之為「聖域」的世界裡，居然也出現了那些「什麼都想要」的之輩。更可怕的是存在著利用其對國家的政策制訂而產生影響，從而為其實現「什麼都想要」的一己私利服務的可能。這在特定場合是一個可以提高到「國家安全」高度的大問題，難道我們還不應該對這樣的涉及到中國的「國家利益」的大事去引起重視嗎？
很顯然，對以上所提到的那些「什麼都想要」的之輩，用老百姓的話來說，也有一樣是其絕不會去想要的，那就是自己的臉面不要。在這裡同樣的不能指望孔夫子的「克己復禮」的教誨，更何況在我國的現行國家制度裡或許還存在著使那些「什麼都想要」成為可能的一小塊土壤呢。對制止和預防那些「什麼都想要」，就像最近的熱門書《中國農民問題》裡所揭示的問題的解決一樣，首先在於制度因素，在於改革與完善我國的現行國家制度，並早日確立現代國家制度，才能促使那些「什麼都想要」的只好去老老實實地去選擇其能夠與應該得到的。
已經太久了，「反腐」二字不僅是佔據了太多的國人渾身的感官，更是讓中國的上至國家首腦，下至每一個擁有管理社會許可權的部門的負責人（以不稱領導為好），不知耗費了多少本該用於為民造福的時間與精力，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的國家治理成本。其給中國的國家利益所造成的損失，又何止是中國的股市給中國的股民們所造成的所謂「經濟損失」可以相比擬的呢？
看了網上的那篇文章，突然對那些腐敗的貪官們有了一些理解，原來腐敗的不僅是貪官，還存在著腐敗的經濟學家，腐敗的……，腐敗的……。因為在那些貪官們眼裡，腐敗的……，腐敗的……都沒有受到任何制約與制裁，我又為何不能去腐敗呢？難道還不是嗎？那些中國的所謂的經濟學家，兼了一個現代企業制度所要求的所謂的獨立董事，一年的最高報酬竟然可高達20萬人民幣。而據說我們的證監會卻還規定，「一人擔任上市公司獨立董事最多不得超過五家，獨立董事每年為上市公司的工作時間不應少於15個工作日，並確保有足夠的精力和時間有效地履行獨立董事職責。」這該是多麼高的經濟效率。在這樣的商品經濟與市場規律之下，又怎麼能不讓我們那些信念不堅定的共產黨人去盯著那些所謂的經濟學家，而去自甘墮落呢？
還記得中國的前中央銀行行長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其月收入才幾千元人民幣，而其擔任國內某金融機構的部門之長的夫人的年收入卻達到了20萬人民幣。雖說是幾年以前的事，但留下的卻是令人難以忘卻的印象。我們的國家主席，總理與人大政協首腦的年收入又是多少，記得是都不會超過10萬元人民幣吧。而在日本，國家公務員系列的僅有的兩位年收入最高者，一位是內閣總理，一位就是中央銀行行長。
還是以日本為例，日本所有的國立大學，國立的各種機構，包括國有企業的所有人，都明確的規定其身份是國家公務員或准國家公務員，當然他們的年收入就決不容許超過內閣總理與中央銀行行長。更有意思的是在東京證券交易所一部的上市公司中，只要是那些其股權結構已經擺脫個人「老闆」控制，被認為是代表日本的那些企業的最高經營者，其不包括年終獎金的年收入絕大多數也都被自我克制在低於內閣總理與中央銀行行長的水平。
說了以上這些，無非是想要說明兩點。一是任何一個國家或社會是離不開必要的秩序的，有關收入問題也同樣如此。當然我們也可以去指望國人會遵循中華民族的驕傲----先賢哲人孔子的教誨，去「克己復禮」，就是像日本那些企業的最高經營者一樣地去自覺。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種制度，要靠制度去保障和促使人們去變得先有「他覺」，再到「自覺」。至少是在國有企業，國有系統裡面，難道還不應該去盡快與國際接軌，去向現代的和先進的學習嗎？難道我們還不應該去反省一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許多做法是如何的在「以偏蓋全」嗎？
二則是俗話說的是「有得必有失」，「不可能什麼都有，什麼都要」。即使在日本，也是有許多私企老闆的收入是遠遠超過那些東證一部的上市公司的最高經營者，也遠遠超過日本的內閣總理與央行行長的水平的。但是，你有錢，你有社會地位與社會榮譽嗎？你有靠錢是換取不到的那種權力嗎？沒有，永遠不會有。這或許就是區分是否一個現代國家的重要標誌，也是現代國家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那些相信「菩薩上帝」的國度，也許「菩薩上帝」是最公平合理的，絕不會把所有想要的都給同一個人擁有。因為，你什麼都要了，什麼都有了，其他的人就可能什麼都要不著，什麼都沒有了，這當然是不公平合理的。
可是在我們這樣一個不信仰「菩薩上帝」的國度，或許有些人就是不信邪，就是要去追求什麼都要，什麼都有。難道還不是嗎，那些運氣不好的貪官裡，不就是有著既要權力地位，金錢女人，又要名聲，更荒唐的是要那些本來應該是屬於知識界與學術界的名聲與地位的嗎？而有些國企與民營的企業家或許也是不甘居他人之下，在有了錢，一定的權力地位與名聲之後，卻還要去開始追求更高更多的權力地位與名聲，包括那些本來應該是屬於知識界與學術界的名聲與地位。或許在他們用屬於國家或自己的錢來換取一紙文憑之前要補上的第一堂課，應該是由企業家成為美國早期的大富翁所說過的一句名言，大意是「我只有小學程度，而在被我所使用的人裡面，要什麼程度的就可以去挑什麼樣的。」如果知道了，與政治家一樣，對企業家而言，如何挑選與使用他人才是最為重要的，那堂課就及格了。
而看了網上的那篇文章，最為不能容忍的事情竟然在中國發生了，那就是在古今中外均被視之為「聖域」的世界裡，居然也出現了那些「什麼都想要」的之輩。更可怕的是存在著利用其對國家的政策制訂而產生影響，從而為其實現「什麼都想要」的一己私利服務的可能。這在特定場合是一個可以提高到「國家安全」高度的大問題，難道我們還不應該對這樣的涉及到中國的「國家利益」的大事去引起重視嗎？
很顯然，對以上所提到的那些「什麼都想要」的之輩，用老百姓的話來說，也有一樣是其絕不會去想要的，那就是自己的臉面不要。在這裡同樣的不能指望孔夫子的「克己復禮」的教誨，更何況在我國的現行國家制度裡或許還存在著使那些「什麼都想要」成為可能的一小塊土壤呢。對制止和預防那些「什麼都想要」，就像最近的熱門書《中國農民問題》裡所揭示的問題的解決一樣，首先在於制度因素，在於改革與完善我國的現行國家制度，並早日確立現代國家制度，才能促使那些「什麼都想要」的只好去老老實實地去選擇其能夠與應該得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