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的"減輕農民負擔"的紅頭文件一個接一個，「措詞嚴歷、態度堅決"，卻依然至今解決不了各地普遍存在的農民負擔問題，反而讓農民負擔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對此、該書作者一連迭聲地反問：這是為什麼？這究竟是為什麼？
顯然，對此問題的探討，是犯了大忌的、超過了中共的「輿論導向"的底線。於是作者只好作了一個自嘲的回答：「中國農民的負擔問題，顯然走進了一個怪圈。"
我發現，國內探討中國問題的有識之士，均常採用"怪圈"一詞！
怪圈兩字，成了中國問題、中國學問的最經典的名言。
是的，中國的怪圈實在太多了，大到國計民生的問題，小到小學生作業負擔問題，均走進一個怪圈！
先從小事說起，國內報刊上常看到這樣的標題：「中小學生減負，何時能走出怪圈 "？
講的是，現代教育強調的是素質教育，而中國學生卻長期陷入作業負擔過重的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於是有識之士與學生家長大聲呼籲減輕學生負擔。有媒體控訴說：請救救孩子！
於是，國內教育部也三申五令、連年下發「減輕學生課業負擔"的紅頭文件。奇怪得很，中小學生的作業卻越來越多：如以前僅是高三年的學生為了高考而鑽題海，近年來卻發展到連小學生、初中生也在加班加點趕作業。中國中學生的近視率已佔百分之七十以上，高攀世界第一。
隨著教育部的「減輕學生作業負擔"的紅頭文件不斷重複地下發，各地的中小學生的作業負擔卻愈加沈重。
對此，誰也無法紿予解釋，只能又一次自嘲地說：中國的教育走進了一個怪圈。
關係到民生問題的大事，如城裡的住房樓價、醫療費等，也是隨著黨中央的「關心群眾生活"、「為民辦實事"等紅頭文件的連年下發，而逐年暴漲。如北京城裡的樓價已高達每平方一萬元以上，只能讓北京百姓望樓興嘆；又如很多人有病因負擔不起醫療費而不敢上醫院等例子，均證實中國的民生問題也走進一個怪圈。
其他如《中國農民調查》涉及到的「政府機構與官員精簡問題"，也是五十年來一直走進一個怪圈：
「八十年代是中國政府精簡機構和人員分流工作力度最大的時期，但它又恰恰正是縣鄉機構和人員增長最快的時期。"
「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大精簡－－大膨脹，這似乎不可思議，卻又是鐵的事實，不能不叫人感到莫名悲哀。"
讓全中國人民感到莫名悲哀的怪圈，還有很多典型：
例如，中共報刊總是歌頌毛猴王是中國人民的救星，可是又正是它，在一九五八年發動「公社化"和「大躍進"，造成了全國農民的大批「非正常死亡"（註：餓死），據《中國農民調查》披露：「僅安徽省一個鳳陽縣死亡六萬零二百四十五人，佔到農村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七點七；其中大廟公社夏黃莊，死亡人數竟高達百分之六十八點六。家中死絕的全縣有二百四十戶；因死因跑而空了的村莊，佔到了二十七個。"（此段話被《當代》刪了，另見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全文本笫１４１頁）
請注意：有地方「死亡人數竟高達百分之六十八點六"！即超過一半的人口竟死於飢餓！
試問蒼天：以中華之地大物博、中華民族之勤勞耐苦，怎會沒飯吃？怎會餓死人？中國人民怎會餓死？死得如此悲慘？
而毛猴王如此罪大惡極，又怎成了"人民的救星"？
頌歌唱得最高級，什麼「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猴王"；原來猴王的本性是搶奪猴子們的口中食。毛猴王的罪惡又是中國歷史上最空前的！
這是一個中共領袖的怪圈！
又例如，中共報刊總是讚美近二十年來，是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偉大輝煌勝利的時期。可是又正是在這段時期裡，是城鄉差距與貧富差距最大規模，貪官污吏人數和貪污受賄最大規模；房價、醫療費、學費暴漲最多的時期。也是城市工人下崗失業最多、農民負擔像滾雪球一樣的時期。也是社會治安惡化、刑事犯罪最大規模的時期。
這是一個中共改革的怪圈！
看來，中共盛產怪圈。此怪圈，可用一句通俗的話給予註解，就是：好話說盡、壞事幹絕。
這也許是毛共一貫提倡的：「兩手抓"：一手抓宣傳寫文件，一手欺壓百姓抓權錢。
是的，中共各部門的分工很明確：宣傳好話、發文件的歸宣傳部或寵幸文人，陞官發財、搜刮民脂的歸組織部或死臭官僚。宣傳部只要宣傳好，組織部只要陞官快。
宣傳僅是紙上談兵，千萬不要當真，千萬不要當一回事。
《中國農民調查》寫道，一位有正義感的農民責問當地的「綜治辦主任」：「你沒有法律手續怎麼可以隨便抓人？」該主任暴跳如雷：「我就是法律本科！」
而當地的人大主任又教訓農民：「不要認死理，不要啃死豬頭，法治是外國的事，中國就是人治！」
中國就是人治！如此白描了中國官場的真相：把黨中央、國務院的紅頭文件當成死豬頭，誰也不認真。只有書生氣十足的人，才會去認紅頭文件－－死理。
很多人誤會：鱷魚也是因為痛苦而流眼淚？
我看過野生動物的科學考察報告：關於鱷魚的眼淚，其實與情感根本無涉。
這就是中共怪圈的謎底。這是我為《中國農民調查》所作的第六個註解，其餘註解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