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雖然在官方宣傳中，造反派的名聲很壞，但在一般平民中，造反派的名聲還是要比老紅衛兵好得多。我們知道，造反派領袖們基本上是靠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起家，而這場批判多少帶有反迫害的性質，在當時曾經獲得很多民眾的由衷支持。儘管造反派領袖們也幹過不少錯事，有的還犯有嚴重罪行，也傷害過許多一般平民；但大體來說，造反派領袖們主要是得罪了當權派，而老紅衛兵得罪的卻儘是普通民眾。
第二，同樣是為了奪權，造反派靠的是人多勢眾，造反派要廣招兵馬，走「群眾路線」，韓信點兵，多多益善；老紅衛兵卻是靠「自來紅」，講究的是出身純正，純而又純，圈子越劃越小，走的是自我孤立路線。
老鬼在自傳體小說《血與鐵》裡寫到這樣一個插曲：一個姓周的同學，平時老穿著軍裝，理直氣壯地參加紅衛兵的會議，當場就有人起來質問他什麼出身，他說是革命軍人，別人繼續盤問你父親是什麼部隊的？「六十九軍的。」「什麼時候入伍的？」「四八年，有起義證明。」「兵臨城下，你爹敢不起義嗎？國民黨狗崽子，滾一邊去！」接著男男女女齊聲大吼：「滾蛋！滾蛋！滾蛋！」他被當場轟出會場，狼狽不堪。
可以想見，老紅衛兵一旦失勢，馬上就陷入四面楚歌，成了孤家寡人。不錯，老紅衛兵們很抱團，但是他們只和自己小圈子裡的人抱團，和一般民眾則很疏遠。事實上，他們自己越抱團，就越是和平民疏遠。造反派領袖們則不然，造反派領袖擁有大量的追隨者，造反派領袖算得上群眾領袖，一度擁有廣泛的群眾基礎。雖然後來形勢變了，人心也變了，但當年那份「戰鬥友誼」卻多少保留了下來。
換言之，造反派領袖們要比老紅衛兵的頭頭們更有人緣。
第三，造反派領袖們大都被當局「秋後算帳」。從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到清查五一六運動，造反派頭面人物很少有人倖免，輕的辦學習班寫檢討，重的挨批鬥坐班房，一判就是幾年十幾年，武鬥干將被判刑的也不少，甚至有槍斃的。很多造反派頭頭們在毛和「四人幫」主政時就挨整，毛死後「四人幫」垮臺後繼續挨整。鄧小平主政後，中央還專門出文件，把造反派風雲人物定義為「三種人」，永不重用。這就是說，造反派頭頭們都受過懲罰。如果說他們之中的許多人確實犯有罪過，那麼，他們已經為自己的錯誤或罪行付出了沈重的、有的是過分沈重的代價。這就使得他們能夠比較坦然地面對公眾。即便有些人講話寫文章為自己翻案，也引起爭議，但通常不會激起公憤─畢竟他們已經受過懲罰，何況其中還有的真有冤屈。
老紅衛兵的情況恰恰相反。老紅衛兵當年犯下的罪行令人髮指，但由於當局的庇護，他們始終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不錯，1967年1月，一批聯動分子由於大反中央文革（是因為反中央文革，不是因為紅八月的暴行）而被抓進公安局，但是只關了三個月。4月22日晚上，周恩來、康生、陳伯達、江青、楊成武、王力、關鋒、戚本禹、謝富治、足有二十多人，親自將被關押的聯動分子接出監獄。江青開口就說：「委屈你們啦。」周恩來則說：「我們不能不教而誅，你們還是我們的孩子嘛。」這和他們對待平民子弟造反派的態度實有天壤之別。
後來，老三屆集體下放，上山下鄉，但唯有一些老紅衛兵開後門入伍當兵；再後來，又有許多下去了的幹部子女憑關係率先調離農村。從1972年起開始招收工農兵大學生，幹部子女自然近水樓臺。在所謂工農兵大學生中，幹部子女佔了極不相稱的高比例。在文革後清理「三種人」的問題上，中共高級領導人─包括以為人正派著稱的陳雲，包括最開明的胡耀邦─都強調當年的老紅衛兵頭面人物們不屬於「三種人」，該提拔進第三梯隊的就要提拔，「還是自家的孩子靠得住」嘛。
過去有句十分流行的比喻，叫「我把黨來比母親」。如今人們總算明白了，那純粹是自作多情，黨把自己的孩子和別人的孩子分得一清二楚，豈容你魚目混珠？
這就是為什麼民眾對老紅衛兵至今仍不能諒解的原因。文革後，有些老紅衛兵也登臺亮相，控訴「四人幫」的迫害，但是對自己當年的暴行卻閉口不提，頂多輕描淡寫兩句。許多人發出質問：你們為何不懺悔？你們已經躲過了懲罰，難道連歉也不道一聲嗎？
宋彬彬、駱小海可能是感到了這種無形的壓力，所以不願意讓別人認出自己。他們在接受採訪時都說自己當年沒有打過人，而且還一直反對打人。一般人恐怕不容易一下子就接受這種辯白。問題是，由於當局的袒護，紅衛兵的暴行從未得到哪怕是象徵性的清算，行凶作惡者始終沒有被摘揀出來，別人無從區分，這就讓那些沒有行凶作惡的老紅衛兵們也沾上了說不清楚的嫌疑。這該怪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