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介紹何清漣來費城的DREXEL大學商學院謝田教授稱，他通過朋友的關係邀請到何女士來費城演講，希望大費城地區的華人有機會參加一場高水平的講座，以深入瞭解中國社會、經濟的現狀。謝田表示，據主辦單位學生社團的負責人說，演講開始前約有80人在網上註冊，加上毋須註冊的賓大學生，估計有兩百餘人會參加這一講座。
至於此次演講取消的原因，主辦講座的學生社團「賓大中國經濟管理協會」理事會提供的公開解釋是「由於他們不能控制的因素，擔心有偏離其講座『純學術性質』的可能」。協會主席唐華榮先生則表示不便評論，要等理事會開會。
但據何女士說，「取消的原因是因為舉辦方有些要求違背新聞自由的原則。」據她說，主辦人通知她，有些人不希望新唐人電視臺採訪，並要求她同意這種做法。何清漣表示，如果此演講不讓新唐人或其它任何媒體採訪，她就拒絕去賓大。
而據謝田教授稱，取消的另一動機是因為組織者中的一部分人覺得，因為他們不能拒絕包括新唐人電視臺和大紀元時報等任何媒體對此一公開活動的採訪，也因為他們受到的壓力，理事會乾脆將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潑出-取消了這一講座。
演講取消後，很多人對此表示不滿，認為理事會反應過度。賓大學生網路上的麥克爾-魯(音譯)抱怨說，「很多人特意改變了活動計畫準備參加這一講座。中國政治和國人的思維不應該干擾我們在美國的學習過程，這是美國，不是中國。」
何清漣近年來專事當代中國社會經濟問題研究。其代表作《中國現代化的陷阱》(刪節版)98年在中國大陸出版，一時洛陽紙貴，在海內外引起強烈轟動，成為學術著作中罕見的暢銷書，盜版書在大陸據悉達三百萬冊。據美國商業週刊報導,《現代化的陷阱》尖銳地揭露了中國經濟改革中的腐敗和陰暗面，在中國成為暢銷書後，政府試圖禁止該書的銷售。大陸讀者尊稱何清漣為先生，譽為中國「改革的良心」。《陷阱》一書在國際中國研究圈內引起了革命性的變化，也改變了何清漣的命運。在經歷了長達兩年的被監控和騷擾之後，她被迫遠走海外，目前她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訪問學者。該書的修訂版由美國博大出版社推出，近期又在日本出版，銷售量據悉達八萬冊。政論家胡平先生評價此書為當代中國的小百科全書，臺灣大學張清溪教授稱何清漣為當代俠女。據悉，該書韓文版的翻譯正在進行之中。
**第一次演講的取消**
何女士第一次受邀請到賓大演講是去年二月，由賓大東亞系邀請。當時的聯繫人袁方圓(音譯)女士，是賓大亞洲和中東研究系的漢語講師。她就何清漣的演講內容提出異議，要求何清漣修改其觀點，因何清漣拒絕妥協而不得不取消講座。本週一，記者特此向袁方圓在賓大亞洲和中東研究系的辦公室兩次打電話求證而未果。
至於第一次取消的細節,何清漣說：「2003年2月25日，U.Penn的CenterforEastAsianStudy為我安排了一次演講.這還是2002年5月，我還在芝加哥大學時就預約好的。在演講前的一個多星期，聯繫人袁方圓(音譯)要求我提供演講提綱，供翻譯事先看看。我寫了一個演講提綱，但她卻要求我修改我的觀點，理由是翻譯的那位女學生就演講內容提出抗議，認為這是不尊重她的祖國，是反對中國共產黨。我實在不知道哪些詞語冒犯了這位中國留學生，詢問之下，才知道她抗議的是我使用了這一個詞語：中國政府越來越依賴政治暴力鎮壓各種社會反抗。我當即問聯繫人：這難道不是事實？因為言論與信仰不同於政府的主流觀點而觸犯共產黨，不少人被投進監獄。對付農民與下崗工人的反抗大量出動軍隊與警察，國家安全部門越來越深地介入社會公共領域，如控制網路，抓捕網上發表犯禁言論人士，等等。
「聯繫人說，學校必須尊重學生意見，如果不修改你的觀點，會讓學校感到很困難。我當即告訴這位教師：在中國，我遭受到政府那麼大的壓力，都從未放棄自己的觀點與立場，U.Penn因一次演講要求我改變論點，也實在是太高估自己，太不瞭解我是個什麼學者了。我在美國也到過不少大學演講，從未有任何大學提出過如此無理要求。請你轉告校方，我的看法是：你們有權決定是否邀請我，但無權要求修改我的學術觀點。」
**國家與政府不能混為一談**
當記者問，「這部分中國留學生為什麼會將這種違背民主政治原則的行為當作愛國主義行為呢？」何清漣回答，「我認為這是中國政府的具體影響，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意識形態教育的結果。這種意識形態教育的最重要的內容之一，是中國共產黨將自己等同於中國人民的代表，中華民族的代表，甚至在必要時還宣稱自己是五千年中華文明的正統代表，並將自己置於不能反對的「偉大、正確」的不倒地位，對它稍有批評就是犯罪。在這種教育熏染下，愛國與愛政府往往被有意地混為一談，而既然愛國等於愛政府，那麼批評政府包括批評政府的腐敗行為，自然也就被當作反對中國，反對中國人民。其實中國政府的所作所為已經表明，它代表的只是少數精英集團與特權階層的利益。
「這種觀點的悖謬之處在於：將國家與政府二者混為一談。其實，國家更多的是個疆域、主權與文明概念，政府則只是某一時期管理這個國家的行政機構。國家的生命力遠遠長於政府。西方民主國家中，政府每幾年一換，卻不影響國家的存續與發展。美國人對此分得很清楚，美國人民都很熱愛美國，但卻從來不會認為批評某位政府首腦就是不愛國。我來美國不到三年，美國各界人士對布希總統的批評從來就沒停止過，但美國人民卻沒有因此指責這些批評者為『不愛國，美國政府也從未以美國人民對本屆政府的愛憎而發表有悖民主政治原則的言論。
「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利用民眾的盲目愛國主義熱情，以轉移國民對國內矛盾的關注，歷來是獨裁者的統治法寶，中國政府對此也運用嫻熟。所以，如何看待國家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並弄清楚什麼才是真正的愛國，對中國人來說至關重要。舉個簡單的例子，比如在區分下列兩類行為何者是正當行為，不少中國人就很糊塗。一種是U.Penn少數中國留學生已經做過的那樣，不顧任何原則地護衛中國政府，包括護衛中國政府的貪污腐敗行為，並以『家醜不能外揚』作藉口限制他人的言論自由；另一種是不計個人私利，勇敢地批評中國政府的種種惡行，促進中國政治改革，以保證大多數中國人的福祉與國家的長遠發展。海外一些中國人在這件事情上就是非不分，第一種行為被認為是愛國，第二種行為被指責為反華反中國人民。」
**中國學生在美國學什麼**
何清漣說，「這件事情在我心目中引起的情緒與其說是憤怒，還不如說是悲哀。這種悲哀來自兩方面，一是為U.Penn的部分中國留學生感到悲哀。他們在美國留學，竟然將最應該學習的美國自由精神棄如敝履，只注重技術層面的學習。這就好比中國買櫝還珠那個成語中所談的，賣者所賣物品其實是價值連城的寶珠，但買者花費高昂代價購買到寶珠之後，竟然將寶珠丟棄，只保留了華美的盒子。」
她認為，「從這一點來看，目前中國留學生的整體素質確實值得打個問號。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至今，中國總共有四代留學生，第一代是清末，時間是1870年代後期至民國初年；第二代是中華民國時期，以30年代為盛；第三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留蘇學生；第四代則是改革開放以後出國留學者。第一、二兩代留學生出國以後都非常清楚向西方學習，不僅是學習物質層面的器物之利，還得學習制度層面的西方文明。張之洞的捍衛中國封建制度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種所謂『體用之辨』，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出爐的。」
何清漣指出：「我覺得中國留學生應該想清楚一個常識問題：美國的強大的基礎是奠基於美國的民主政治之上，而民主政治的要義是尊重個人自由，而個人自由中最重要的是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出版自由。我為U.Penn部分中國留學生感到悲哀的是，他們正在崇尚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的美國生活，卻將中國共產黨控制言論自由的這種極權政治的作法當成捍衛社會主義祖國的必要手段，不知道這種捍衛對中國進步與民主化的傷害。他們甚至連這句名言都不知道：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將捍衛你發表觀點的權利。現在的情況還不是要他們捍衛，只是要求尊重，可惜連這點都做不到。這當然是中國政府多年來通過意識形態教育灌輸的結果，這種意識形態教育的最重要後果是培養出一群不能明辨是非的國民。」
**中國人最後一道防線是社會良知**
何清漣告訴記者,「今年在U.Penn再次發生這種事情，我覺得是U.Penn的悲哀。」「我記得美國歷史上兩次具有歷史意義的制憲會議都是在費城召開的，也就是說，費城是美國憲法的誕生地。事隔兩百多年，在同一個地點發生了違背美國憲法精神的事情，讓人感到非常遺憾。
「記得我早就講過，中國人最後一道德防線是社會良知，而明辨是非則是保持社會良知的基礎。正如我不斷講到過的，中國的問題不僅在於政府的高度腐敗與不負責任，也在於有不明是非的國民。記得有句名言：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人民，有什麼樣的人民，也就有什麼樣的政府，二者確實互為因果。」
何清漣最後說，「我還想說一句，人之所以具有人的尊嚴，就在於人有能夠獨立思考的能力。在國內，中國人說話時需要小心，我可以理解那是強權壓制的結果；而到了美國之後，少部分中國留學生自覺或不自覺地放棄言論自由的權利，並且還試圖剝奪別人的自由權利，這實在只能說是一種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