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一座燈紅酒綠的精神死城

朱大可先生曾寫過一篇酷評《情慾在尖叫》，對美女作家衛慧的《上海寶貝》作犀利的解剖，並以此為切入點評述物慾橫流而精神萎縮的今日上海。而最近，在最適合情慾尖叫的「情人節」前夕，號稱中國最洋氣最西化的大上海，卻在水泥堆砌的國際化叫賣中，盡顯「葉公好龍」的內在虛弱：專門負責精神衛生的上海宣傳部門下令堵住了「洋陰道」的「獨白」，一部曾經在三十九個國家和上百座城市、上演了無數次的西方女權戲劇《陰道獨白》，在尖叫著要國際化的上海被禁演。

上海的燈紅酒綠和香風軟語的迷醉被野蠻的扼喉所控制，磁懸浮的世界速度拼不過官僚們的僵化。

在共產中國拋棄了男人淨身和女人裹腳的國粹之後，肉體解放的國人並沒有真正擺脫被閹割的命運，而是代之以精神淨身和自裹靈魂，男根殘缺和女腳畸形的生理扭曲，直接轉化為精神自戕所帶來的靈魂癌症。「把一切獻給黨」、「堅決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團結在某核心的周圍」......

由於強權推行的這套精神衛生術，最適合想在險惡的官場謀權力、在厚黑的名利場謀利益的人們，那些急於向上爬的人，當然會爭先恐後地自願被閹被裹；那些性懦弱的人，也大都被逼無奈地自閹自裹。

上海是新聞最不自由的地方

中國大陸的新聞不自由，在世界上早已不是什麼秘密了，在世界各國新聞自由度排名中，總是與北韓等獨裁國家為伴，位列新聞不自由的榜首。在中國大陸，同作為經濟發達地區，相對而言，廣東是媒體最開放的地區，而上海就是最封閉的地區，甚至在全國的範圍內，上海也是新聞最不自由的地方。《亞洲時報》二月十三日報導說，上海媒體目前平均每七十二小時，就會收到市委宣傳部的一張「宣傳通知」。而「指導新聞業務」的電話更是一天好幾個，以上海政治大事到市民生活，以至車禍死人、彩票開獎報導都有禁令。

不僅有損於上海形象的賣淫嫖娼賭博等不讓報導，就是足以為經濟繁榮添彩的喜慶事也要按統一口徑報導。比如，上海各大城區都存在著賣淫嫖娼，許多地方的街頭還有公開拉客的小姐，報社也接到過許多這類投訴或做過採訪，但是這類新聞就是發不出去。因為領導說了：這類事報導出去，會影響上海的高大形象。而一個人中了五千萬大獎這樣的「好事」，宣傳部也要發一通知，要求媒體不准自行採訪，而要採用宣傳部的「通稿」。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新聞從業者說：「我們報社從二○○三○年九月中旬，到目前的一百四十多天中，一共收到了上海市委宣傳部門的『宣傳通知』七十九張，黃牌警告一次。扣掉雙休日公共假日的五十多天，宣傳部平均一日多一點，就會發一張內容多麼『這不讓報導，那也不讓報導』的『通知』來。其實，『這些不讓報導的新聞，在其他地區，尤其是在廣東等地區，那簡直就是『小菜一碟』。上海某電視臺的一化名記者說：「我原來是南方某省的記者，沒想到我到這裡後，發現許多地方都是雷區。一些車禍若死亡人數超過三個的乾脆是報不出來。」

陳良宇下令公務員必須稱同志

上海在政治上的潔身自好，已經荒誕到「感天地、泣鬼神」的程度。去年春天，我在上海停留了幾天，正趕上該市第一淨身刀手陳良宇書記頒布整頓吏治命令，其中有一項要求頗有返樸歸真的味道：上海的所有公務員都要以「同志」相稱，而既不能稱官銜（如書記、市長、局長之類），更不能稱「老闆」（現在大陸官場很流行稱上司為「老闆」）。《新民晚報》的相關報導還說：上海市紀委專門負責對此項吏治新舉措進行監察。

我很佩服這種整頓吏治的良苦用心及奇思妙想，只是擔心成本太高或監察力量不足。如果認真落實，似乎需要出動大量監察員，蹲在所有上下級能夠見面的場所，比如機關大樓的過道、會議室、飯廳、廁所、甚至每間辦公室的門外和每位官員的屋檐下......刺探情報。當然，還要監聽所有上下級之間的電話和電子郵件。即便如此，我覺得還是做不到天衣無縫，因為下級對上級的尊敬是發自內心的，所以是擋不住的，大聲叫官銜被禁止，還可以通過耳鬢廝磨或傳紙條的方式來表達尊敬，而且越是對上級表敬意有風險，下級就越有可能顯示出甘冒風險的忠誠。此外，表達敬意的秘密方式，還會平添一種情人式的親切感。如此想來，陳良宇同志不僅要不顧中央精簡機構的命令，大量增加上海市紀委的人力資源，還要在命令中補充一條：嚴禁下級對上級耳語或傳紙條！

如果說，衛慧炫耀名牌內褲和迷戀洋人的尖叫，被上海的高雅之士們視為對具有道德潔癖的大上海的褻瀆，還有幾分正統「衛道士」的表情的話，那麼，封殺嚴肅的女權戲劇和對媒體的扼喉式控制，就更像上海本身進行自閹的「淨身」把戲，情人節的玫瑰只適於肉體放縱，而精神蠶室則要根除任何異己思想，只為了守住「三個代表」的處子之身。而在這精神衛生術的背後，是不容許外人染指的獨裁權力。

老上海海納百川，新上海精神死城

大上海之大，舊時表現為海納百川的寬容，不僅是淘金者的冒險樂園，有大世界、黑社會、租借地、中國經濟中心、亞洲金融中心......為證；也是各路民間反對派縱橫的自由之都，有在政治上容納各黨派、在思想上海涵各種異見為證，就連反對國民政府的中共中央也能在黃浦江邊指揮罷工與暗殺，中共要員和左傾文人也能躲進租界逃避政治迫害。即便在改革前期的趙紫陽時代，被毛澤東搗毀的舊上海的自由精神亦開始復甦，有名報《世界經濟導報》為證。而在該報被江澤民查封之後，上海的新聞界再無自由之光的閃現。

現在，大上海之大，據官方稱：上海的人均產值已經達到四千五百美元，開始邁入中等發達國家的行列，滬港之爭也被炒的沸沸揚揚：長江大三角經濟區的中心、東方明珠、亞洲第一高樓、世博會、磁懸浮、新世紀一條街......是上海崛起的標誌；高收入，好環境，穿名牌，住豪宅、開轎車，還有高尚的休閑購物場所和浪漫的週末與假期......是上海媒體宣揚的中產生活；金錢的閃耀讓物質動物兩眼放光，一個個誘人的的發財泡沫，使上海人舊夢重溫，也引來各路淘金者。

然而，與老上海在文化上思想上的獨樹一幟相比，老海派的自由和美感已經蕩然無存，不要說魯迅的尖銳、施蟄存的新穎和張愛玲的敏感早已不在，就連鴛鴦蝴蝶的纏綿、周璇的歌吟和阮玲玉的風采也消失殆盡，而只有餘秋雨的文化口紅和衛慧的肉體尖叫。現在的上海，沒有任何政治上文化上思想上的大氣大度，毛時代留下的極左遺毒至今濃厚，除了精心供奉一具植物人花瓶（巴金）之外，再無其他驕人的品牌。與廣東、北京相比，上海無異於精神上的死城。

上海當局對人民嚴密控制

水泥森林升起的同時，靈魂卻墮落為「癟三」，西裝筆挺的外表包裹著潑皮無賴的內核，中產情調的時尚裝點著物慾的歌喉，就連某些知識份子的自我禁慾式表白，也要時刻恐懼于思想刀斧手的閹割。上海當局對人的控制一直到小區和裡弄，甚至連飲食街和公眾都要由市府規劃；對知識界和媒體的控制更是無孔不入，專門扼殺追求言論自由的努力和民間維權的正氣，就連在伊拉克事件上發表挺美言論的學人（如葛紅兵和朱學勤等），也要受到來自意識形態部門和學校領導層的壓力；就連賈植芳這樣的退休老人，也定期受到領導們的「關懷」。由此聯想到，為弱勢群體打官司的律師鄭恩寵，被上海有關部門鑑定為「國家秘密」而送進黑牢，其妻蔣美麗被從北京綁架回上海並受到全天候監控。再往前，上海安全部門曾經非法扣留陸文禾帶給六四難屬的人道善款，還以沒收陸文禾父親家的房為證相要挾，似乎橫行於舊上海的黑社會青洪幫重現外灘。

追求物質繁華的上海之大，大到滿世界招商引資，大到要超過香港而成為亞洲第一商城；閹割靈魂的上海之小，小到滿世界封殺異見，小到監控所有人的大腦。除了水泥和物慾之外，上海的精神通道之狹小如針眼，別說是大象穿不過去、就是螞蟻也穿不過去。

帝制時期，在宦官制度之外，廣招天下才俊的科舉制度，承擔了精神蠶室的作用；毛時代，絕對壟斷的宣傳和教育制度代替了科舉，中宣部代替了監察院；現在，大上海也要與時俱進，跟上電子高科技的發展速度，為了使大上海的精神之小進入吉尼斯大全，建議上海市委廣招IT高手，建立一間現代高科技水平的精神蠶室，不再用原始的刀斧閹割術，而加緊研製一套極微型「三個代表」程式，植入每個上海人的大腦，豈不是一勞永逸！

二○○四年二月二十日於北京家中

2004年3月開放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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