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彥永在回答有關寫信的事時表示，「對對對對，有這個事。網上什麼東西我沒看到過。我也沒發過，可是我知道是有這個事。」當美國之音記者向他簡述信件內容時，蔣彥永表示確有這樣的內容。
據中國信息中心網站公布的內容，蔣彥永這封信是寫給全國人大委員長、副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副主席、中共政治局委員、國務院總理、副總理的。
他在信中首先指出：「一九八九年，北京學生針對當時的政府腐敗，提出反腐敗，反官倒，要廉政的正義要求。學生的愛國行動得到北京市和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的支持。但少數維護腐敗的領導卻採取世界和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手段，用坦克、機槍等武器，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進行瘋狂鎮壓，造成了數百名無辜青年慘死北京街頭和數千人民致傷致殘。之後，當局隨即開動各種宣傳機器編製謊言，並用高壓手段使全國人民變得有口難張。十五年過去了，當局希望人們會漸漸淡忘︰過去把天安門事件稱作『反革命暴亂』，後來就改稱為『八九年的政治風波』。這種對事件名稱的更改，正說明肇事者的心虛。既然是風波，何以要動用數十萬軍隊去鎮壓？怎麼能用機槍坦克去殘殺無辜的百姓？所以我建議，要為八九年六四學生愛國運動正名。」
接下來蔣彥永說出了六四事件發生時他親眼目睹民眾被中共軍隊槍殺的慘況。他說，他是解放軍三０一醫院的外科醫生，八九年六四時是普通外科的主任。六月三日晚上，接到急診室呼叫後趕到時，只見地上和床上躺著臉上和身上到處是血的青年，其中兩人已經死亡，他們「是被中國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給予的武器殘殺了的自己的人民」。
蔣彥永說，「我們院共有十八間手術室，都被用來展開搶救，我在急診室做分傷和緊急處理。從十點多開始到半夜十二點，在這兩個小時中，我們醫院的急診室就接收了八十九位被子彈打傷的，其中有七位因搶救無效而死亡。」
蔣彥永說，送到三０一醫院的一位死者，「是一個身體非常強壯的摩托車運動員，他當天下午在豐臺練車，晚上回到五棵松路口，還沒有下車就被子彈射傷。當時有幾位老百姓把他放在一輛平板車上，拉到我們的急診室。我檢查他時他的血壓還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溝處有一很大的彈孔，大量的血不斷湧出。這個部位無法上止血帶，用手和敷料也壓不住出血。我們盡快給他輸血，但血的供應已十分困難。由於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壓很快就掉下去了，接著出現嚴重的休克，呼吸也越來越困難。我眼睜睜地看著他張大著嘴，掙紮著呼吸，最後完全停止了呼吸。作為一個外科醫生，眼看著病人在你面前，卻因這種條件而無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輩子也無法忘卻的。」
蔣彥永並且透露，解放軍當時開槍射殺民眾使用的子彈，的確是外界曾指出的「開花彈」。他說，「約在十二點時，送來了一位少校軍官（這是當晚我們救治的唯一的軍人），他的左上臂中部有子彈貫通傷，X片顯示片顯示肱骨粉碎性骨折，周圍軟組織中有大量金屬碎片（我意識到這是一種鉛制的開花彈）。這位軍官告訴我們，他當天進城到親戚家造訪，晚上回來到軍事博物館（他的工作單位）門口馬路邊上，被過路的部隊用連發掃射的子彈擊傷。他的右邊是一位老人，左邊是一個小孩。這一老一少，均被子彈擊中，當場死亡。他算是幸運的，只傷了一隻骼膊。送他來的是一位參加過越南戰爭的退伍軍人。他當時就對在場的很多傷員和工作人員講︰『我們解放軍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支左工作，曾使自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受到很大傷害。這次部隊用機槍、坦克殺害自己的老百姓，更是天理難容。往後部隊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再也不可能還有威信了。』」蔣彥永並且指出，解放軍使用的這種開花彈，是國際公法禁止使用的。
此外，蔣彥永還披露，一九八九年北京戒嚴是從五月十九日開始的，先進駐的部隊在瞭解學生運動的真相後不願參加鎮壓，於是在六月初，中共又從山東等地緊急調來其他部隊，「那些部隊中不少是去過越南戰場的，在戰場上和地方對峙，開過槍，打死過人。他們被運往北京時，在火車上沒有報看，沒有收音機聽，完全是被蒙在鼓裡。一到北京後，就被告知︰『北京出現了反革命暴亂』，要他們去鎮壓。」
蔣彥永說，「六四之後，一切事情都以對待六四的態度為標準來處理」，例如軍事醫學科學院領導班子的調整，由於當時的院長秦伯益曾答應給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送水，副院長唐佩弦則在清查時表示，「人民的軍隊，卻對學生運動用機槍、坦克，殘殺了無數的學生和老百姓。這樣做使人實在無法理解。」於是，兩人的職務都被取消，「而另一位副院長，因為說了領導喜歡聽的話，表態好，就被提升為正院長了。」對此，蔣彥永說，「六四之後，絕大部分和我相識的各行各界的人，在心裏都很清楚，六四鎮壓是絕對錯的，但屈服於上面的高壓，不敢講心裏話。在這個問題上，所謂的和中央保持一致，完全是一種假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