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媒體的報導，當然是一片讚揚喜慶之聲，認為看到希望，感到安慰與鼓舞。國外則更多失望與批評的聲音。筆者無意加入爭論，只是認為，他的發言反映了他的個人性格、所處環境的壓力，以及未來民間力量應起作用的趨勢。
隨著時間的推移，溫家寶的性格作風已經日漸明朗。就其作風而言，他比其他政治局常委更接近民眾。2001年他在江蘇農村，因為沒有揚明身份而被一位經受過不公的農婦怒罵，半年前他還在三峽庫區為一位民工追討工錢。筆者不想在此評論這些行為本身，只想說明他的一些個人特點。他的真話作風也在一定範圍內一定程度上保持著。他引用的詩詞，不能不說是中國現實最準確的透視，高層人士最清醒的認識、最精練的概括。在共產黨建國55年、年年處處都是「成就輝煌」的主旋律下，他仍然說出「雄關如鐵、邁步從頭」的話，無疑是不諧之音。他引用屈原的話，在江澤民三個代表，代表最先進文化、最先進生產力的情況下，還要「上下求索」，又是一大異音。或許很多高層人士也已經認識到中國社會絲毫樂觀不得的問題，有著同樣沈重的感觸，但敢於這麼說話的人，並沒有多少。與此相隨的，是他的小心謹慎，明顯得似乎與他的敢言與親民特點有很大一段距離。如他對六四的評論，說重一點是違背良心、自欺欺人，說輕一點是不敢正視，繞著彎走。
溫家寶的種種表現，反映了他所受到的重重壓力與他自己的侷限。我相信，在他引用毛澤東的詩句時，他不會有當初毛澤東革命剛剛成功的喜悅與豪情，而是更多的沈重、無奈與自勉。他目睹了體制的種種弊端，但他又很難跳出他所在體制與權力的束縛。不管他是否願意承認，很多問題都是體制性的，靠他個人的理念、熱忱與對細小問題的關切，長期看來都是補天乏術，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任何個人的志力，已經很難挽回這套千瘡百孔的體系的急速衰落趨勢。同時在江澤民的一手安排下，他受到太多的權力制肘，很多事情，如打擊上海的腐敗案，即使他想做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很多事情，他沒法說了算。那些權高位重的同僚，與他有著不相上下的正式權力與官場影響力，但卻沒有他那樣的理念，甚至會反對、打擊他的作法，讓他難以對抗。更難以對抗，或者說缺乏勇氣對抗的，是治國智慧缺乏，但卻仍然掌控最高權力的江澤民。
溫家寶的弱點，是他還缺乏憤然一擊的勇氣，真正去觸動體制的弊病。我們不知道這是因為他個人的顧慮，還是權力的制約，不知道他曾經作過甚麼衝擊性的嘗試，或者他還沒有嘗試就被制止了。他力量的缺乏，是因為在權力的安排上使他沒有足夠的權威號令諸侯百官，而在下面他雖然對百姓表示關切，但卻似乎沒有真正去動員百姓、其他各界精英的力量，依靠他們來進行某種智慧性的扭轉現狀的努力，因此而倍顯孤獨。他能夠依賴的，只有民眾的支持，但這種支持很可能因為他個人的小心審慎以及社會問題的普遍激化而流逝。他也許有決心與毅力去與舊體制比拚，但他不是個鐵腕人物，他改善系統的作用可能無法抵消系統早已開始的壞敗速度，而且他的時間不會太多，從目前的狀況看來他似乎不太可能在危機出現之前解決很多內部結構性、本質性的問題，諸如腐敗蔓延、下層百姓權益嚴重受侵等等。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很可能與他的前任一樣，是個悲劇型人物。儘管人們並不願意看到這個結局，但他的性格、目前江澤民的權力牽制、整體的權力格局、官員整體的沉默抑鬱，還有社會問題的積蓄，很可能已經決定了這一點。這是中國歷史不斷重複的鏡頭，讓人只能心頭默默泣血，胸中無限悲嘆。也許我們能做的，是給予祝福與幫助，但願他們這次有勇氣有智慧走過這一劫，走好這一路。
種種跡象表明，中國前途的重擔最終將落在國內的普通大眾身上，當然還包括不同數量、不同層次、各行各業的官員與社會精英。只有通過他們的主動努力，以及海外廣泛的聲援，才有可能最終推動最高層的行動。否則，社會整體的局面將不大可能有大的改觀，因為最高層開明的力量仍然薄弱，他們太多的利益瓜葛與觀念顧慮也在羈絆著他們走出更為大膽的步伐。前段時間，廣州孫志剛事件引起全國範圍聲勢浩大的維權聲浪，一些敢言法律專家鼎力相助，海外發起聲援，最後溫家寶簽字廢除了收容遣返制度，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劉荻、孫大午等案件能夠出現比較好的結果，也跟民間力量的動員分不開。
真正能夠鐵肩擔道義的，不是少數幾個清正的高層官員，而是社會更多的敢言之士，例如大膽上書要求調查江澤民歷史問題的呂加平，敢於在薩斯、六四問題直言的蔣彥永，敢於要求制訂《反歧視法》、切實保障人權的周洪宇，敢於對鎮壓法輪功說不的丁石孫教授、杜導斌、鄭貽春，敢於為民權發聲的劉曉波、楊銀波、王怡、余傑等等仁人志士，還有無數普普通通、默默無聞的敢於為信仰而抗爭的法輪功學員。他們以一個個個體，匯成了一個壯觀的整體，成為中國社會深層面上最閃亮的一族。民族脊樑當下的史歌，正由他們首先譜寫。用史達的話，就是一場「真話革命」，但沒有炮火與硝煙，沒有流血與仇恨，而是在和平與理性中道義與良知的復興，勇氣與力量的迸發。它將真正改變中國社會的面貌，使中國社會出現根本的良性轉機。
這一轉機，在民間維權、在全民反迫害的和平正義的努力中悄悄來臨。目前的關鍵，是在這場努力中，還有多少這樣的人能站出來，並能動員自己能夠動員的人站出來說話，在自己力所能及範圍內盡下自己的心意與作用。法輪功學員非常值得學習的一點，是他們默默地直接向大眾講述他們的故事，講述真相，呼籲大眾的理解與支持。他們當然也直接向上層呼籲、請願，但他們更值得學習的是他們走入了社會，冒著冷落與異樣的目光，冒著仇恨與誤解，冒著艱難去改變人們的看法。這種努力的結果，現在看起來非常有效。網上已經看到，越來越多的人在起來反對這場迫害，呼籲直面法輪功問題，恢復法輪功的合法地位。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至少讓身邊的人都明白站出來說真話，起來承擔他們的一份責任，情況就會迅速逆轉，社會面貌、思維將可能在比較短時間內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我們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忘了我們個人所應當承付的責任，而僅僅把目光與期待投向高層的少數人。我們當然可以呼籲，可以鼓勵，也可以給予壓力，以期轉化為不同程度的有利於改變現狀的動力，甚至形成更多規模的良性變革。但我們要的不是期待，而是每個人盡到責任。我們無法期盼天上掉餡餅，期待聖世明主，把希望寄託在少數人身上，因為社會的客觀狀況，道德的急速下滑，使很難我們對權力與地位的擁有者作過高的期待，希望他們能冒大風險，作巨大付出。儘管他們當初很多也意氣風發，但要在權力體系內長期保持理念與追求並不容易。不論溫家寶，還是胡錦濤，我們無法期待太多，只能希望他們心底還能恪守他們的良心，不去公然說出違背良心的話，不去阻礙民間力量的健康發展。如果他們能夠更積極地默許或鼓舞人們說真話，在更大程度上放棄個人利益的考慮，作出更為大膽的決策，當然會更令人欣慰。筆者無意為胡溫辯護，也無意貶低他們可能起到的作用，只是從更客觀與理性的角度，筆者認為不太現實，沒有必要，也不應該。因為如果他們無法承載社會巨大的期望，無法抗衡守舊派的壓力，他們甚至會倒向反面，這是我們不願意看到的；但當民間真正動員起來的時候，高層很多開明的人士就可能緊跟潮流，起到他們該起的作用。
也許，從今天起，我們應該把期待的目光從他們身上移開，轉向更多的普通大眾，讓民間的力量行動起來，鼓勵他們勇敢地講真話，主動地去維護自身的正當權益，去解決社會的各種弊端問題，把行動付諸各層各界，各行各業。也許不用多久，中國的社會將會走向一個新的轉折。歷史在考驗著溫家寶、胡錦濤，更考驗著我們每一個人。
